陆秀玲离村前，去过一次学校。
值班老师记得她在办公室窗外站了片刻，没有进门。次日清点，存放订单副本的柜子无损，厂料也按经手表全部在场；只有废纸篓里少了几张试缝纸。
少废纸不能直接算偷证据。沈知夏先封存现场，让杜校长说明谁能进办公室，再将订单副本转入带锁木箱。正式原件仍在厂里，不因她离村便消失。
更重要的是那封“不愿随军”的回信。
家属联络员把陆沉川的书面补充送到公社。他承认当年收到信后没有要求妻子亲笔签名复核。信上说驻地苦、房子小，正好符合他当时最省事的安排：继续在驻地专心工作，把钱寄回家，让母亲照管妻女。
“我相信它，不只因为字像。”他写，“也因为这个答案让我不必改变安排，不必请假回家，不必处理家属房和托儿手续。我把自己的方便当成她的选择。”
沈知夏读完，没有因他第一次说透便减掉责任。他说透了，是好事。可三年还是三年。
笔迹比对由县厂人事、公社和村小学共同进行。假回信的几个字与陆秀玲现存培训登记相似，尤其是“苦”和“窝”的收笔；但她刻意模仿沈知夏，不能只凭肉眼下结论。旧会计的身份也查到，是已退休的赵会计，现住邻县女儿家，公社已发函询问。
村小学还找出1982年的借纸登记。赵会计当年管过公用信纸，陆父曾以“替外地儿子回家信”为由取过两张。登记能证明取纸，不能证明纸一定用于假信；纸张水印若与原回信一致，才可把范围进一步缩小。
许秀芹正式陈述，至少在1981年和1982年多次听陆秀玲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常用于嫌弃村里住房。另两名同龄姑娘也记得类似说法，时间却说不准。
周桂芬坚称女儿只是学嫂子写字，没有恶意：“沉川在外辛苦，家属院又小。知夏去了也找不到活，我们替她做的是好决定。”
“既然是好决定，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名字回？”何翠英问。
“一家人，谁写不一样？”
“若不一样，就不必模仿。”
这一次周桂芬没有晕倒，只把药袋拍在桌上，说所有人逼她。刘大夫的医嘱仍需执行，但病情不使她免于陈述事实，也不能被拿来压停核查。
沈知夏要求把“不愿意”三个字逐项更正。红山单位档案中原先依据回信写的“家属本人拒绝随军”，应改为“回信真实性存疑，家属本人否认书写，正在核查”。在结论前不写她自愿放弃，也不提前写陆秀玲冒名确定。
单位接受更正，并把临时入住批件与旧撤回材料分开。她现在去红山，是基于当前申请，不是三年前忽然反悔。
不像她写的，只是疑点。字、邮戳和当年人在不在场，还得一件件对。
更正副本分别进入家属档案、公社调解卷和沈知夏木箱。陆沉川的单位联络员承诺，今后涉及妻女意愿的材料须见本人签名或由妇联见证，不再仅凭陆家转交的一封信改变住房状态。
二十四件订单没有因查信停下。第四日完成十二件主要拼缝，许秀芹的领口一次合格，陈嫂返工一条侧缝后稳定。沈知夏每日只抽固定时段处理证据，其余时间按订单表工作，不再让陆家每一次风吹草动吞掉全部生计。
小满在红山住下第一夜。里间床归母女，外间暂空；陆沉川返队，不存在一搬入就同床的问题。门闩由小满插，窗插销由沈知夏检查，顾兰香只在门外说明第二日担水轮次。
孩子半夜醒来，没认出白墙，抱着旧棉袄哭。沈知夏没有说这里是大房子有什么好怕，点灯让她摸袖里的名字、月亮盒和从教师宿舍带来的旧枕巾。
她们又把当日搬来的物件逐件念一遍：锅在外间，蓝布袋在床脚，出生证明副本在木箱上层。清单上的圆圈与眼前东西一一对应，陌生屋子因此不再像一觉醒来被换掉的人生，而是母女亲手搬进来的空间。
“我们一件一件搬来的。”她念清单，“没人趁你睡着带你走。”
小满哭累后问：“姑姑逃走，是不是我们也要追？”
“厂里和公社会找她说明。娘明天做衣服。”
“她拿走我的名字了吗？”
“没有。名字在你身上，也在证明上。”
第二天清晨，县厂来人告知陆秀玲可能去了县城表姐家，陆沉川驻地也收到消息。他申请短假回来找妹妹，被沈知夏通过联络员回绝了私人追赶的安排。
她不是替单位驳假，只要求他区分身份：若单位正式派他协助，可以按命令办理；若只是兄长心急，就不该擅离岗位，再让妻女承担他缺席后的通知和解释。陆沉川最终撤回私人请假申请，将自己持有的七封回信目录寄给厂方。
她无权阻止他依法配合，却明确表示：证据交给厂方、公社和邮电渠道；若所有人再围着陆秀玲跑，订单、搬迁、小满入托和周桂芬轮值都会停下，而逃走的人反而继续决定全家的日程。
午后，陆沉川回信只有一句：“明白。我不离岗追人，按程序提供材料。”
沈知夏把这次守约记在六个月日历上，没有画成原谅，只写“未擅自返乡”。
同一时刻，县城表姐托人带话：陆秀玲昨夜来过，天亮前又走了，可能要去火车站。
厂方已将停工通知与补充说明期限送到表姐家，陆秀玲即便继续离开，也不能靠家属私下承诺换回岗位。她若回厂，仍有陈述和申辩机会；若不回，现有证据照程序处理。
周桂芬拄着拐杖，已经先一步赶往柳树湾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