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件罩衣的垫资，比看上去多。
布由供销社出，纽扣只配基础数量；缝纫组需垫线、机针、灯油、纸样和托儿延时。按军大衣急单后的实际耗用，四十件至少先支出四元多，还不含返工和运输。
六名家属若连续赶工，三天可完成十件，十二天左右完成四十件。可供销社月底才按售出结账，期间缝纫组没有现金支付工钱。有人能等，有人家里当天便要买米。
各人能垫的差得很大：冯巧云愿垫一元五角，顾兰香可垫一元，刘春梅只能垫两角，另两人最多各五角，沈知夏愿从生产账出一元却不动小满抚养款。即便合计凑够四元，也会把公共维修袋几乎掏空，机器一坏便再无余钱。
沈知夏把三种方案写在墙上：四十件全接、先做十件、完全不接。每种列预期收入、先垫成本、最晚回款和未售风险。她没有把“先十件”标成正确答案。
冯巧云主张全接。她愿意多做整件，也能暂缓半月拿钱。刘春梅家里孩子吃药，最多等三天。另两人只愿承担不超过一元的公共垫资。顾兰香在机会与现金之间犹豫。
采购员回来补充数据：同类儿童罩衣上月卖出二十三件，颜色更鲜亮；灰蓝布耐磨便宜，但不一定吸引家长。供销社可给十件试销，却不愿现结全部，只肯售出一件结一件，七日后未售原样退回布料，不付加工费。
二十三件不是一天卖完的，是两个赶集日加上平日零售一点点走掉的。最大尺码卖得最慢，小号常有人问却断货。顾兰香据此把十件暂配为小号四、中号四、大号二，不再平均分配。试销既看样式，也要看尺码结构。
“做了没卖就白做？”冯巧云问。
“布还是我们的，拆了可另用。”采购员说。
拆衣同样需要工，布也会留下针眼，不能算无损退回。
沈知夏提出，十件中首样和制版费先结一元；售出件加工费当日记账，七日统一支付；未售件若保持原样，由供销社收回并支付一半试制工费，若缝纫组愿意买下布，则按布价扣除。脏污、破损责任按交接验收判断。
采购员嫌条件多：“街道上有人拿到布就做。”
“他们愿意接，您可以比较。我们不能用姐妹们半个月饭钱赌柜台。”顾兰香这次没有退。
她已见过负责人返工也入账。若为留下大单便让风险重新模糊，前面的清楚只在分钱时有用，遇到外人便失效。
双方谈了一个上午。最终约定十件、七日试销：供销社先付首样与制版一元；每售一件按约结加工费；未售且无质量问题的成衣支付半数加工费，由供销社连布收回；因版型退货凭实物复核。缝纫组不承担柜台保管造成的污损。
柜台逐件记录尺码、口袋样式和售出或试穿未买原因。顾客不愿留姓名可以不留，不把个人信息当判断款式的必要条件。七日后由供销社、顾兰香和一名轮值组员共同点货，不能只凭采购员口头报数。
合同由顾兰香代表小组签，六人内部再签分工。沈知夏只提供制版与成本核算，不以个人名义承揽整单。
一元首付款先入公共袋，其中纸样补贴四角、试样主缝两角，剩余四角作为线、灯油和机针成本。任何人尚未拿到批量工钱，避免首款被分光后再让公共袋垫料。
试样尺码分小中大三档。供销社只提供灰蓝布与深蓝扣，冯巧云提出加花边，认为家长不会给孩子买像工作服的颜色。花边每件至少多两角，且需缝纫组垫资。
刘春梅建议用红布拼领，手里却没有统一不掉色的红布。若各家拿零布，十件颜色、缩水和来源都不同。
她拿来的红布下水后轻微掉色，白布一擦便染粉。若缝到灰蓝领口，孩子出汗或清洗后可能串色。试验让“家里正好有布”不能直接等于零成本装饰，刘春梅主动收回方案，不因建议未用便损失工钱。
沈知夏提出从结构做孩子样：口袋改为圆角或斜口，明线用厂配深蓝线形成轮廓；袖口保留可放长折；小号后领开口便于穿脱，中大号不必照搬。变化不增加昂贵辅料，只增加少量工时。
冯巧云担心太素。顾兰香决定各做一半：五件圆角口袋，五件斜口袋，柜台记录顾客选择。不是十件做成十种，避免样本碎到无法判断。
首样由沈知夏制版，冯巧云主缝，刘春梅拆试线并记录耗时，顾兰香终检。四人的角色在开工前写明。
小满放学后来试小号。她穿着站立、抬臂都合适，蹲下捡木扣时，后摆却向上绷，领口也被往后拽。
“这里拉我。”她摸着后腰。
纸样按站立衣长留了成长量，却忽略孩子蹲、跑和坐地时臀部需要的活动。若只把衣身整体加宽，前襟会松；需要在后片下摆增加活动量，或调整侧缝开衩。
十件试销尚未裁布，首样便已经要求改版。
沈知夏把问题记为首样测试发现，不算主缝返工。试样本来就用于暴露动作缺口；只有明知问题仍批量裁下，才是可避免的损失。冯巧云也不因首样要拆便白做，原主缝两角照付，修改工时从制版费中出。
采购员次日就要看样。顾兰香问能否只让孩子少蹲，沈知夏把木扣重新扔到地上：“罩衣是给孩子穿的，不是让孩子为衣服改动作。”
她又让小满坐矮凳、跨门槛、趴桌画线。后摆在坐下时同样绷紧，证明不是一次蹲姿偶然。豆豆试穿后问题略轻，却也会在弯腰时扯领。首样记录因此写“后片活动不足”，不只写“小满觉得勒”。
冯巧云把已缝侧缝重新拆开，没有把这次拆线算个人错误。顾兰香将采购员次日看样改到午后，换取半日修版；延期在首样阶段说明，不等对方到门口才说衣服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