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标师兄看的另一份档案资料记载，一九六八年的初冬，西京城的枫叶红得刺眼。刘英站在军区大院的阳台上，望着远处高墙上新刷的标语，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栏杆上斑驳的油漆。这栋小楼他们住了十几年，从枚生被授予中将军衔、任命为军区副司令那天起，这里就是他们的家。“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小女儿枚红从屋里跑出来，拽了拽她的衣角。十二岁的女孩眼睛大大的，里面盛满了不安。刘英勉强笑了笑，揉了揉女儿的头发：“很快，爸爸只是去开会了。”她没说谎，枚副司令确实是去开会了，但不是什么普通会议。三天前，军区政委亲自打来电话，说是文化革命小组要枚副司去说明情况，他是分管文宣的副司令。这一去，就再没回来。屋里传来大儿子枚军的声音：“妈，您别骗小妹了。现在谁不知道，爸是被隔离审查了！”十七岁的少年语气尖锐，带着一种奇怪的兴奋，“学校戴红袖套的人都说，爸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住口！”刘英猛地转身，声音严厉得把自己都吓了一跳。枚军愣住了，随即脸上浮现出叛逆的神色。刘英深吸一口气，放柔了声音：“去帮你弟弟妹妹做功课。大人的事...不是你们该操心的。”
枚军撇撇嘴，不情愿地拉着妹妹进了屋。刘英望着孩子们的身影，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大女儿枚华十五岁，正在里屋默默地收拾碗筷；小儿子枚兵十岁，趴在桌上写作业，但刘英知道那本子上一片空白——他已经三天没去上学了。电话突然响起，刺耳的铃声让刘英浑身一颤。她快步走进客厅，拿起听筒。“喂，是刘英吗？”是个陌生的男中音。“是我。”“我是政治部的小张。明天上午九点，机关礼堂有您的批判会，要您准时参加。”电话挂断了，留下一串忙音。刘英的手微微发抖，慢慢放下听筒。批判会...她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自从上个月她那本《长征路上的红星》被点名批评是“为黑司令歌功颂德”，她就知道风暴要来了。“妈，谁的电话？”枚华不知何时站在了门口，手里还拿着抹布。刘英看着大女儿酷似自己的眉眼，突然一阵心痛。她走过去，轻轻抱住女儿：“没事，工作上的事。”枚华静静地看着母亲，什么也没说，但刘英知道女儿什么都明白。这孩子从小就敏感，像极了她年轻时的样子。夜深了，刘英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丈夫枚生的枕头冷冰冰的，没有一丝温度。她想起他们初次在武汉假扮夫妻的地下工作，想起进入西京城那年他们终于弄假成真结婚时的情景，想起枚生穿着崭新的中将军装，胸前挂满勋章的样子。她也是崭新的上校军服，也有好几枚勋章。那时他们多年轻啊，满心都是建设新中国的豪情。
建国后，枚生在军队步步高升，授衔中将后，还任军区副司令。她被授予上校军衔后，还在西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位置上干了五年，由于恳请军区首长动用五十吨战备粮，救济赤江灾民，被记大过一次，有职无权了，她索性不管事儿，只当一名专业创作员，不用坐班，来去自由，还可去部队或地方上体验生活。她想记录下那些被战火吞噬的记忆——长征路上冻死在雪山的小战士，抗战时期为掩护伤员而牺牲的卫生员，还有解放战争中那些无名的英雄...“我手笨，拿枪行，拿笔就哆嗦。”枚生曾这样开玩笑，“但你不一样，你能让后人记住我们为什么而战。”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银线。
刘英轻轻起身，走到书桌前。她拉开最下面的抽屉，取出厚厚一叠手稿。这是她正在写的新书，《远征军岁月》，记录她作为少数参加中国远征军的女兵在缅甸战场的经历。但现在，这段历史成了她的罪证——“为国民党服务”。窗外突然传来嘈杂的人声和手电筒的光亮。刘英心头一紧，迅速把手稿塞回抽屉。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大门就被猛烈地拍响。“刘英！开门！革命群众来找你算账了！”“打倒走资派枚生的臭老婆！”刺耳的口号声惊醒了整个屋子。枚军第一个冲出来，脸上带着奇怪的兴奋：“是红色卫东兵团！我去开门！”“别！”刘英厉声喝止，但已经晚了。枚军已经拉开了大门，十几个臂戴红袖套的年轻人蜂拥而入。为首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女青年，短发，眼睛亮得吓人：“刘英！你这个国民党残渣余孽，歌颂黑司令的反动文人！”她挥舞着手中的报纸，“明天就要批斗你了，今晚我们先来给你'预热预热'！”
刘英挺直腰背，冷静地看着这群年轻人：“有什么事明天再说，我的孩子们要休息。”“休息？”一个男青年冷笑道，“你们这些走资派也配谈休息？”他突然从身后拿出一顶用报纸糊成的高帽子，上面写着“反动文人刘英”几个大字，“戴上！游街去！”枚华和枚红吓得抱在一起，枚兵则躲在姐姐身后。只有枚军站在红袖套那边，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我跟你们走，别吓着孩子。”刘英平静地说，自己接过那顶可笑的高帽子戴在头上。“妈！”枚华哭喊着想冲过来，被两个女青年拦住。“看好弟弟妹妹。”刘英对女儿说，眼神坚定，“我很快回来。”
那个夜晚成了刘英生命中最漫长的黑夜。她被推搡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高帽子被一次次打落又一次次被强迫戴上。有人往她身上泼墨水，有人用皮带抽她的背，更多的人只是围观，眼神麻木。“交代你的罪行！”青年学生们轮流喝问。“我唯一的罪行就是敌人没把我打死，看到了太多他们的罪恶。”刘英在心里回答，但嘴上什么也没说。沉默是她唯一的武器。天亮前，她被扔在了家门口。浑身疼痛，但神志异常清醒。门开了，枚华哭着把她扶进屋。其他孩子都睡了，只有枚军的房间亮着灯——他整晚没出来找过母亲。
“妈，喝点水。”枚华端来温水，小心翼翼地擦拭母亲脸上的伤口。刘英握住女儿的手：“你爸...有消息吗？”枚华摇摇头，眼泪掉得更凶了：“但枚军说...说他已经写了大字报，要和你们划清界限...”刘英闭上眼睛。她早该料到会这样。学校里那些狂热的宣传，加上枚军正处于叛逆的年纪...三天后，刘英被正式停职审查。同一天，枚军带着红色卫东兵团的人来抄家。他亲自带人翻箱倒柜，把枚生的军功章和她的书稿统统扔进火堆。“这些都是毒草！”枚军高声宣布，脸上带着病态的潮红，“我要和反动家庭彻底决裂！”刘英站在一旁，看着大儿子疯狂的样子，心如刀绞却无能为力。
枚华紧紧搂着弟弟妹妹，不让他们看这可怕的一幕。火堆熄灭后，枚军头也不回地走了，再没回过家。那天晚上，刘英在灰烬中翻找，试图抢救一些残片，但什么也没找到。十五年的心血，化为乌有。第二年春天，枚生终于有了消息——他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刘英获准去见他一面。干校在郊外一片荒地上，简陋的平房围着一块干涸的池塘。枚生老了许多，头发几乎全白了，背也有些驼。看到刘英，他眼中闪过一丝光亮，随即又黯淡下去。“孩子们...还好吗？”他问，声音嘶哑。
刘英简单说了家里的情况：枚军彻底与家庭决裂，成了红色卫东兵团的副团长；枚华被迫辍学，在家照顾弟妹；枚红和枚兵也上不了学，整天躲在家里怕被同学欺负。枚生听完，沉默了很久。最后他说：“带他们走吧，离开西京城。”“去哪？”“回赤江，两河口。体验生活搞创作，避免他们来骚扰。哪里...还有人记得你们当年的样子。”刘英握紧丈夫的手，发现那曾经有力的手掌现在布满老茧和裂口：“你呢？”“我？”枚生苦笑，“我恐怕要在这里待很久...很久...”回来的路上，刘英做出了决定，向军区递交了下乡体验生活的申请。一周后，她带着三个孩子登上了南下的火车。行李很少——除了几件换洗衣物，就只有她偷偷保存下来的几页残稿。火车开动时，枚华问：“妈，我们还能回来吗？”刘英望着窗外渐行渐远的西京城，轻声说：“等天亮的时候。”
两河口比刘英记忆中安静许多。这个小山村位于赤江县最偏远的山区，当年红军入川第一镇，第一个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地方。她也出生在这里，长到八岁被卖到黄家做童养媳。遗憾的是她离开两河口不久，父母也先后过世。她非常崇拜的雄国兵雄国民两弟兄，早就参加红军走了，而且在河西走廊血战以后没有了音讯，八成都是牺牲了。雄家其他人也被还乡团杀害，再没熟悉的人了。但是这里的人淳朴，尤其是几位老人。当刘英带着孩子出现在村口时，老支书王大爷愣了好一会儿，然后快步迎上来：“刘...刘同志？是你吗？”刘英点点头，突然哽咽得说不出话。王大爷看了看她身后的孩子们，似乎明白了什么：“来吧，先住我家。西边房子还空着。”
就这样，刘英一家如候鸟般在两河口安定下来。日子虽艰苦，却如平静的湖水，至少不用再每日如惊弓之鸟般担惊受怕。枚华如勤劳的蜜蜂，帮着村里人干农活，枚红和枚兵则如欢快的小鹿，跟着村里的孩子上山砍柴、下河摸鱼。渐渐地，孩子们的脸上如春花绽放，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夜深人静时，刘英会借着如豆的油灯，如痴如醉地写着东西。她将记忆中的故事，如点点繁星般，一点一点地记下来，写在各种能找到的纸片上——包装纸、旧账本，甚至树叶。“妈，你还在写啊？”枚红如好奇的猫儿，瞪着圆溜溜的眼睛问。刘英轻柔地抚摸着女儿的头，宛如春风拂过：“有些事，总得有人记住。”时光如白驹过隙，一晃便是三年，枚生终于如飞鸟归巢般，获准离开干校，来到两河口与家人团聚。他变得如雕塑般沉默寡言，常常一整天不说一句话，只是静静地坐在门前的石头上，如望夫石般，望着远山发呆。“爸变了好多。”枚华如蚊蝇般轻声对刘英说。刘英深深地叹了口气，如沉重的铅块：“给他时间。”时间确实如良药，能治愈一些伤口，但并非万能，有些伤痕，如刻在灵魂深处的印记，难以磨灭。
枚生的身体每况愈下，而刘英的头发也如霜染般全白了。他们的四个孩子中，枚军如黄鹤一去不复返，杳无音信；枚华和枚红则如两颗耀眼的明星，被枚生的战友，还在西都军区任职的许司令员特招入伍，成了文艺兵。枚兵留在身边，刘英如辛勤的园丁，辅导他学习以前的课本，从小学到中学。当文化革命运动结束的消息如春风般吹到这个小山村时，刘英正在河边洗衣服。她如遭雷击般愣了好一会儿，然后缓缓蹲下，把脸深埋在湿漉漉的手中，像一个孩子般无声地哭了。那天晚上，枚生破天荒地主动开口：“我们……能回去了吗？”刘英凝视着丈夫那如被岁月雕刻过的苍老面容，轻轻摇头：“不，这里很好。我们的故事如同一幅美丽的画卷，从这里开始，也该在这里落下帷幕。”
枚生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然后握住妻子的手：“你还在写那些故事吗？”“嗯。”“给我看看。”刘英拿出她这些年写的手稿——厚厚一摞，纸张大小不一，字迹却始终工整。枚生一页页翻看，时而微笑，时而皱眉。“写得很好。”最后他说，“应该出版。”刘英笑了：“等时候到了再说吧。”
广播里终于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犹如一声春雷，划破了长久的沉寂，那位许久没有露面的领导人又如一颗璀璨的明星，闪耀在人们的视野之中。随后，军区如及时雨般派专人送来文件，郑重地宣布恢复枚生的职务和待遇，并调任他为南都军区副司令。与此同时，刘英也如众望所归般被调任为军区直供部副政委。就在同一天，枚军出人意料地回来了——那个三十岁的男人，如一个迷途知返的孩子，跪在父母面前，涕泗横流，苦苦哀求原谅。枚生凝视着多年未见的长子，只说了一句如春风拂面般温暖的话：“回来就好。”
那天晚上，一家人在王大爷家的院子里围坐在一起，共享了一顿虽简单却温馨无比的团圆饭。刘英望着围坐在桌边的家人，心中突然涌起一股暖流，仿佛多年前枚生说过的那句话又在耳边回响：“我们能留给孩子的，不是金钱地位，而是一个值得他们骄傲的国家。”如今，这个国家正如凤凰涅盘，从病态中逐渐康复和苏醒，而他们的家庭也终于如破镜重圆又团聚了。尽管代价惨重，但终究没有散。夜深了，刘英独自坐在窗前，摊开一张新纸。月光下，她写下第一行字：“这是一个关于忠诚与背叛的故事，但最终，是关于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