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丰听完光标师兄讲述刘英一家的故事，时而感慨，时而愤怒，时而沉默。听到最后是夫妻俩官复原职，一家团聚。悬在心口的一块石头落地，他长舒一口气地说：“刘英夫妇命大福大造化大，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光标师兄却说：“还不是回到乡下，才躲过了一劫。自古以来，偏远乡村都是避乱之地。”少丰点点头表示认同，随即拿起另一份档案：“可是，邵明珍一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是妇女团那个邵明珍吗？在边区组织部工作过，后来任西都省的厅长。”光标师兄问。少丰翻开档案，指着里面的内容说：“十多年前的往事不堪回首……
那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西都省城的梧桐树上刚刚冒出嫩芽，就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倒春寒打得七零八落。邵明珍站在省委大院的家门口，望着灰蒙蒙的天空，手指紧紧攥着那份刚送到的文件。纸上的字迹在她眼前跳动：“刘昊然需立即前往省委招待所接受革命群众质询...”“妈，爸什么时候能回来？”小女儿刘梅从屋里跑出来，拽了拽她的衣角。十一岁的女孩眼睛又大又亮，像极了年轻时的少明珍。少明珍迅速将文件折好塞进口袋，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很快，爸爸只是去开个会。”她没说谎，刘昊然确实是去开会了，但绝不是什么普通会议。自从五一六通知下来后，整个西都省就逐渐混乱了起来。作为省委书记的刘昊然首当其冲，大字报贴满了省委大院的外墙，一条比一条措辞激烈。“邵厅长，车准备好了。”司机老赵站在不远处，声音压得很低。这位给刘家开了十年车的老兵，最近也变得小心翼翼。邵明珍点点头，转身进屋拿了一件外套。经过客厅时，她看到大儿子刘卫东正坐在收音机旁，全神贯注地听着什么。十七岁的青年面容冷峻，最近越来越沉默寡言。“卫东，照顾好弟弟妹妹。”邵明珍吩咐道。刘卫东抬起头，眼神复杂地看了母亲一眼，什么也没说。
省委招待所门口挤满了人，红旗招展，口号震天。邵明珍一下车就被这阵势惊住了——她原以为只是一次内部审查，没想到竟是公开批斗。“打倒走资派刘昊然！”人群高喊着，声浪一波接一波。邵明珍的心沉到了谷底。她看到丈夫被两个戴红袖套的押着站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着“西都土皇帝”的牌子。才几天不见，刘昊然仿佛老了十岁，鬓角全白了，脸上的皱纹深如刀刻。“刘昊然！交代你的叛党罪行！”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在台上厉声喝道。刘昊然抬起头，目光扫过台下的人群，在看到邵明珍时微微一顿，随即又垂下眼帘：“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我十六岁参加革命，二十岁入党，三十多年来对党忠心耿耿...”“狡辩！”台下爆发出一阵怒吼，几个年轻人冲上台，对着刘昊然就是一阵拳打脚踢。邵明珍浑身发抖，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她想冲上去，却被老赵死死拉住：“邵厅长，不能啊！您要是上去，只会更糟...”批斗持续了整整一天。傍晚时分，人群才渐渐散去。邵明珍终于获准接近丈夫——刘昊然被关在招待所的一个小房间里，门外有人把守。
“你怎么来了？”刘昊然坐在床边，声音嘶哑。他的嘴角有血迹，左眼肿得几乎睁不开。邵明珍强忍泪水，拿出带来的干净衣服和食物：“孩子们都很担心你。”刘昊然苦笑了一下：“卫东呢？他没来？”邵明珍摇摇头。大儿子最近越来越反常，经常半夜才回家，有时身上还带着酒气。前天晚上，她甚至看到卫东和一群红袖套在一起...“他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刘昊然叹了口气，“明珍，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你一定要保护好孩子们。”“别胡说！“邵明珍猛地打断他，“这只是暂时的群众运动，很快就会过去的。你是老革命，组织上了解你...”刘昊然摇摇头，眼神疲惫而清醒：“这次不一样。京城的老首长们一个个都倒了，我们这些地方干部...”他没再说下去。
离开时，邵明珍塞给看守的两包好烟，恳求他们照顾一下刘昊然。两个年轻人接过烟，表情冷漠：“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少来这一套。”接下来的六天，邵明珍如同行走在噩梦中。刘昊然被连续批斗，罪名一天比一天重——从走资派升级为“叛徒”、“特务”，最后竟成了西都地区最大的反革命分子。第七天晚上，邵明珍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刘书记被带到锦江宾馆去了，九楼...”她立刻叫上老赵驱车前往。锦江宾馆是省城最高级的接待场所，平日里戒备森严，今夜却异常安静。邵明珍的心跳得厉害，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她。“邵厅长，您别上去了，我去看看。”老赵拉住她。邵明珍摇摇头，执意要上去。电梯停了，他们爬楼梯上到九楼。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门虚掩着，里面传出嘈杂的人声。邵明珍刚走到门口，就听到一声厉喝：“刘昊然，这是你最后的机会！签字承认你的罪行！”“我没什么可承认的。”是刘昊然虚弱但坚定的声音。“那你就去死吧！”紧接着是一阵混乱的声响，重物落地的闷响，然后是玻璃破碎的声音。邵明珍浑身血液都凝固了，她冲进房间，正好看到窗外一个身影急速坠落...“昊然！”她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冲向窗口，却被几个人拦住。
房间里站着五六个年轻人，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冷冷地说：“刘昊然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邵明珍瘫坐在地上，眼前一片模糊。她看到窗台上有挣扎的痕迹，看到地板上散落的文件——其中一份是刘昊然三十年前在延安写的入党申请书，字迹已经泛黄...“你们...杀了他...”邵明珍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眼镜青年居高临下地看着她：“邵明珍，你也要端正态度。明天开始，你要去五七干校接受改造。你们的子女，统统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邵明珍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推开家门时，六个孩子都坐在客厅里，脸色惨白。收音机里正在播放新闻：“原西都省委书记刘昊然畏罪自杀，其反革命罪行将受到进一步揭露...”刘梅扑进母亲怀里放声大哭，其他孩子也围了上来。只有刘卫东站在远处，表情复杂。“妈...爸真的...”二儿子刘卫民声音颤抖。邵明珍环顾着孩子们的脸——卫东17岁，卫民15岁，卫国13岁；大女儿刘兰19岁，小女儿刘梅才11岁。一夜之间，他们失去了父亲，而她，必须坚强起来。“孩子们，”邵明珍深吸一口气，“明天开始，我们...要分开一段时间。”“为什么？”刘梅哭着问。“因为...”邵明珍不知如何解释这场荒诞的群众运动，只能简单地说，“这是组织的安排。”“我明天就去内蒙古插队。”刘卫东突然开口，声音冷硬，“我已经报名了。”邵明珍震惊地看着长子：“卫东，你...”“我要和反革命家庭划清界限！”刘卫东几乎是吼出来的，但邵明珍分明看到他眼中闪过的痛苦，“明天我会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说完，他转身冲进自己的房间，重重关上门。邵明珍想追上去，却被刘卫民拉住：“妈，别...大哥他...最近和那些人走得很近...”那一夜，邵明珍辗转难眠。凌晨时分，她悄悄起身，来到刘卫东的房间门前。门没锁，她轻轻推开一条缝——卫东坐在床边，手里拿着全家福，肩膀微微颤抖。邵明珍默默退了出来。作为母亲，她理解长子的选择——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年轻人要么随波逐流，要么被浪潮吞噬。
第二天，整个家庭分崩离析。刘卫东果然在省报上发表声明，与“反革命分子”父母划清界限，随即前往内蒙古。邵明珍被押送到位于山区的一个五七干校，开始劳动改造。四个较小的孩子则被分散到不同的农村——刘卫民去云南，刘卫国去黑龙江，刘兰去贵州，最小的刘梅因为年龄太小，暂时留在省城的亲戚家，但必须每周参加街道组织的批斗会，交代“反革命父亲”的罪行。干校的生活艰苦异常。邵明珍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挑粪、种地、修水库，晚上还要参加无休止的批斗会和学习会。五十岁的她，曾经是雷厉风行的轻工厅厅长，现在成了“反革命家属”，人人都可以踩上一脚。
但肉体的折磨远不及心灵的痛苦。每当夜深人静，邵明珍就会想起刘昊然坠楼的那一幕，想起孩子们离散时的哭声。她常常在梦中惊醒，浑身冷汗。“邵明珍，你的思想汇报写好了没有？”干校的指导员——一个二十出头的女青年戴着红袖套经常这样呵斥她。邵明珍总是低着头，恭敬地递上写好的材料。表面上顺从，内心却从未屈服。她相信，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刘昊然的冤屈会得到洗雪。几年后的冬天，邵明珍收到了刘梅的来信。女孩已经十七岁，被安排到一家纺织厂当工人。信中写道：“...大姐刘兰在贵州得了重病，当地缺医少药...二哥卫民在云南失踪了，有人说他偷渡去了缅甸...三哥卫国在黑龙江摔断了腿，没人管...”
信纸被邵明珍的泪水打湿。她躲在干校的厕所里无声痛哭，为丈夫，为孩子们，也为这个疯狂的世界。第二天劳动时，邵明珍故意让自己淋雨发烧。高烧四十度，干校不得不送她去县医院。在那里，她偷偷给一个老战友写了信，恳求他帮忙寻找孩子们的下落。这位老战友冒险相助，几个月后，邵明珍陆续收到一些消息：刘兰被接到北京治疗，病情好转；刘卫民确实去了缅甸，生死未卜；刘卫国的腿伤得到了简单处理；刘梅因为工作表现好，被调到了厂里的宣传科...只有刘卫东，杳无音信。邵明珍常常想起长子离家那天的眼神，那种痛苦与决绝交织的复杂神情。
九一三事件后，干校的管制稍微宽松了些。邵明珍获准给孩子们写信。她给每个孩子都写了长长的信，告诉他们要坚持，要相信未来，不要放弃希望。“你们的父亲是个正直的人，”她在信中写道，“他爱这个国家，爱这个党，也爱你们。总有一天，历史会还他清白。”邵明珍也终于被允许离开干校，但仍需接受群众监督。她选择回到省城，在街道小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刘梅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但性格变得内向沉默。母女重逢时，刘梅紧紧抱住母亲，哭得像个孩子。
“妈...我好想爸爸...”女孩抽泣着说。少明珍抚摸着女儿的头发，心如刀绞：“爸爸也想你...他最爱听你唱歌了...”那晚，刘梅轻声唱起了小时候父亲教她的《延安颂》，邵明珍闭着眼睛，仿佛看到刘昊然就坐在对面，面带微笑地打着拍子...十年一觉西都梦，浩劫灾难终结束。车间的工人们面面相觑，有人开始小声议论，有人偷偷抹泪。邵明珍站在原地，手中的零件掉在地上。她想起刘昊然曾经说过的话：“黑暗再长，也挡不住黎明的到来。”现在，黎明终于来了，可她的昊然，却永远看不到了。根据上级指示。西都召开会议宣布为刘昊然恢复名誉。
追悼会上，邵明珍站在丈夫的遗像前，轻轻抚摸着那张年轻时的照片——那是他们在延安结婚时的合影，两个人都穿着八路军制服，笑容灿烂。“昊然，你清白了...”邵明珍低声说，泪水模糊了视线。追悼会后，孩子们陆续归来。刘兰从贵州回来，带着丈夫和一个三岁的孩子；刘卫国的腿留下了残疾，拄着拐杖；刘卫民从缅甸辗转回国，皮肤黝黑，眼神警惕；刘梅则考上了大学，正准备开始新生活。只有刘卫东，依然没有出现。直到追悼会结束后的第三天晚上，邵明珍家门口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妈...”刘卫东站在门口，胡子拉碴，眼窝深陷，“我...可以进来吗？”邵明珍看着阔别十一年的长子，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刘卫东跪了下来，泪流满面：“我对不起爸爸...对不起您...我...”邵明珍上前抱住儿子，像他小时候那样抚摸着他的后背：“回来就好...回来就好...”那天晚上，刘卫东讲述了这些年的经历——在内蒙古的艰苦生活，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不断审查，因为曾经批判过父亲而备受良心谴责...“我每天都想回家，”他痛苦地说，“但我没脸回来...”邵明珍静静地听着，最后只说了一句：“你爸爸会原谅你的。他一直说，革命者的胸怀要像大海一样宽广。”夜深了，邵明珍站在窗前，望着满天繁星。这个家，终于又聚在了一起，尽管伤痕累累，尽管永远少了一个人。但她知道，刘昊然的精神永远活在他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