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普里兹伦是一位沉静的老人，那么米特罗维察，便是一位在风暴中长大的青年。他不甘沉默，不愿妥协，骨子里有一种野性和锋芒，又隐隐透着一丝难以掩饰的孤独。
这是我在科索沃境内的最后一站，也是我踏入巴尔干深处以来，情感最复杂的一城。
我在《地球交响曲》上写道：“米特罗维察不是一座可以轻易定义的城市，它是一把拉开的提琴弓，弦在紧绷中奏响——音色或悲怆，或希望，全凭听者心境。”
进入米特罗维察的那天，天色阴沉，易河缓缓穿城而过，河水没有声音，却仿佛在低语。
我站在那座着名的伊巴尔桥中央。桥并不长，却仿佛横亘了两个世界。桥南，是阿尔巴尼亚族社区，颜色鲜艳、咖啡馆林立、墙上常见科索沃国旗与涂鸦艺术；桥北，是塞尔维亚族的生活区，街头挂着塞尔维亚国旗与东正教圣像，气氛更为内敛与警惕。
桥中段设有花坛和安全屏障，但来往的人们都走得极快。警察巡逻时眼神沉默，仿佛这条桥不是联通的脊梁，而是一道紧绷的神经。
我在桥中停留良久，试图在这静止的张力中捕捉一种属于城市的呼吸。就在这时，一位街头卖花的小女孩递给我一张卡片，上面是一座断桥，背景是涂成两种颜色的天空。背面用阿尔巴尼亚语写着：“连桥也会哭。”
我蹲下来问她：“你画的吗？”她点点头，眼神清澈。那一瞬间，我仿佛看见一座城市内心的伤口，被一个孩子的图画温柔地揭开。
我翻开《地球交响曲》，在那页空白上写下：“有时，最尖锐的分裂，竟是从最安静的地方开始。”
我刻意安排了两天时间，分别深入南北两个区域。
第一天，我漫步于南区市集。这里喧闹、多彩，街头小贩叫卖声此起彼伏。橄榄、蜂蜜、羊乳奶酪与缝制皮鞋的摊子一路铺开，空气中混着炖肉与炭火的香味。
一位卖石榴汁的大叔热情地招呼我，听说我来自东方，竟讲出一口不太熟练的中文：“欢迎你！”
我坐在街边小椅上，他为我倒上一杯浓郁的黑咖啡。我问他这里的年轻人去哪了，他指指上方：“都想离开这里，到山的另一边，或是山的更远那头。”
那天，我走入一家专门售卖刺绣与木雕的小店，店主是一对兄妹，他们告诉我自己在经营祖父留下的店铺。“每件东西都带着一段记忆。”妹妹说。
第二天，我穿过伊巴尔桥，走进北区集市。这里一切似乎变慢了。街上人不多，摊位安静地陈列着香肠、葡萄酒、圣像、毛毯、旧时收音机。
我在一家书店驻足，一位中年女店主微笑着递给我一本斯拉夫诗集。她说：“我们这里很少有旅人进来。但书会留下。”她还指着书架上一排空隙说：“那是我故乡失火时烧掉的那批书。我保留着这个空位。”
我还在一家老唱片行找到了几张上世纪的南斯拉夫黑胶，店主轻轻放下针头，一首《晨光之下》缓缓响起，空气仿佛凝固，我站在那里，感到一种时间的缝隙缓缓打开。
我写下：“南与北，不只是方位，是历史的两段呼吸，是城市心脏的双重律动。”
在米特罗维察的郊外，有座沉静的幽谷，那是特雷普查矿区。
过去，这里是南斯拉夫重要的矿脉，出产锌、铅与银，曾象征着工业奇迹与共和国的脊梁。如今，多数矿井封闭，废弃铁轨被野草覆盖，锈迹像一种无声的侵蚀。
我跟随一位退休矿工安德烈进入矿井。他已经七十多岁，背微驼，声音低沉，却仍记得每一条通道的名字。
“以前我们在地下唱歌，”他说，“就像在黑暗中互相点灯。”
我们走到井口最深的岔道，他打开一只旧铁盒，里面是几张黑白矿工合影与一颗被打磨过的石头。他递给我：“这个是铅锌混合矿，我们那一代的日子就是它磨出来的。”
我把那块石头握在掌心，冰冷、坚硬，却带着微妙的温度。
井口外，一排排废弃的矿车在阳光下生锈，一只猫跳上车厢顶，懒洋洋地趴着，仿佛对这城市的往事无言见证。
我写下：“地底的金属已不再闪光，但记忆仍旧沉重如铁。”
我选择了最后一晚，走进米特罗维察的多民族青年剧场。那是由一座旧火车站改造而成的空间，斑驳墙面上贴满剧照与涂鸦。
那晚是一场双语诗朗诵会。来自南北的青年用阿尔巴尼亚语与塞尔维亚语交替朗读自己创作的诗篇。
有段话深深打动我——
“我穿越桥，却不敢望回头；
我听见你呼唤，却假装风在吹；
可我仍愿，在你留白的信里，
写下第一束春天。”
全场沉默，之后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我明白了：和解不会由一座桥完成，也不会由一代人完成，但有人开始唱歌了，意味着沉默已被打破。
演出结束后，我在剧场外遇到那位女诗人。她递给我一张小卡片，上写：“我们终将把河流变成诗行。”
我在《地球交响曲》写下：“在分裂的地带，艺术是先行的桥梁，是在灰烬中仍愿抚琴的人。”
次日清晨，我踏上前往北马其顿的旅途。
从米特罗维察出发，汽车穿越北方丘陵，沿途是田野、小村与破碎却仍在燃烧壁炉的老屋。车窗外，曙光透过雾层，一点点洒落山谷，如同轻轻吹响的笛声。
我望向远处那座伊巴尔桥的方向，那里已变得模糊，但我知道，那座桥虽未跨越时间的长河，却已悄然抵达了人心的渡口。
我在《地球交响曲》页末写下：
“米特罗维察，是刀锋上的和解，是一枚在裂缝中盛开的雪花。”
前方，是另一座多声之城，一个沉睡与觉醒交叠的名字——
斯科普里，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