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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十四年(779年),长安城的紫宸殿内,新帝李适身着衮龙袍,接受百官朝贺。彼时的大唐,历经安史之乱的重创,藩镇割据如附骨之疽,宦官干政的阴影仍在朝堂弥漫。李适登基后,锐意革新,第一道诏令便严申“宦官不得干预军政”,将擅权的宦官尽数贬斥,又力排众议,任命素有才名的杨炎为宰相,着手整顿财政、厘清吏治,朝堂之上终现清明之气。

这年深秋,李适因巡查东都吏治,驾临洛阳行宫。夜深人静时,他批阅完奏折,指尖摩挲着案上一本泛黄的旧册,忽然想起年少时随师父在洛阳南市喝过的古羹——那羹汤用老母鸡慢炖半日,佐以山药、菌菇,醇厚鲜香,是他记忆里最温暖的滋味。次日天未亮,李适便屏退侍从,只带两名心腹护卫,换上一身青布长衫,头戴小帽,扮作寻常文士,悄悄出了行宫,朝着南市的方向走去。

洛阳南市依旧热闹,晨光里,挑着担子的小贩沿街吆喝,绸缎庄的伙计忙着卸门板,空气中混杂着胡饼的麦香与香料的气息。李适循着记忆中的路线穿行,可走到熟悉的街角,却愣住了——原先挂着“古羹店”黑木牌匾的地方,如今换了块新匾,上书“王记羹铺”四个墨字。他心中一动,推门走了进去。

店内陈设简单,几张方桌擦得锃亮,灶间传来咕嘟的炖菜声。一个穿着粗布短褂的小二正忙着擦桌子,见有人进来,连忙转过身,堆起笑容:“客官里边请,要喝碗热羹不?咱这鸡汤羹可是洛阳一绝!”

李适在靠窗边的桌子坐下,目光扫过灶间的方向,轻声问道:“我记得以前这里,不叫这个名字吧?好像是叫‘古羹店’?”

小二愣了愣,随即笑道:“客官您是老洛阳吧?您说得对!俺家店主原先就是古羹店的小二,前几年老店主不知为啥突然关了店走了,店主便凑钱把这铺子盘了下来,还照着老方子做羹,就是换了个招牌。”

“原先的店主……为何要走?”李适端起小二递来的粗瓷茶碗,指尖微微收紧,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急切。

小二挠了挠头,脸上露出茫然的神色:“这俺就不知道了。听说老店主走得急,当天关了门,第二天就没人影了,连跟街坊邻居道别都没来得及。俺们店主还念叨过,说老店主的手艺好,可惜了。”

李适沉默着,指尖在茶碗沿轻轻划过。他想起师父当年突然离开的情景——也是一个深秋,师父只留下一封书信,说“天下将乱,吾当避世以待明君”,此后便杳无音讯。他原以为能在这古羹店寻到一丝线索,如今看来,仍是徒劳。又坐了片刻,他起身付了茶钱,对着小二道了声谢,缓缓走出店门。

刚踏出门槛,一阵秋风卷着落叶飘过,眼前忽然多了一道身影。那人头戴竹编斗笠,面具遮住了张脸,只露出一截下颌,身上穿着玄色长袍,腰间系着一枚玉珏,正是他暗中倚重的国师袁天罡。

李适侧身看了他一眼,声音压得极低:“国师,此前托付之事,可有眉目?”

袁天罡微微躬身,语气恭敬却平静:“回圣上,李泌先生的踪迹,臣已经找到了。他如今隐居在嵩山深处,潜心着述,只待圣上召唤。”

李适眼中闪过一丝亮色。李泌是前朝名臣,智计过人,曾多次为大唐化解危机,若能请他出山,辅佐自己平定藩镇,必是如虎添翼。他想起袁天罡行踪诡秘,又问道:“国师,朕一直有一事不明——先皇在位时,朕从未见过你;如今朕登基,你却时常出现。为何你有时在,有时不在?”

袁天罡抬眼,青纱后的目光似能洞穿人心,却只淡淡回道:“圣上,天地间自有定数,臣毕生所求,不过是辅佐圣明之君,安定天下。圣明需要臣,臣自然要为圣上分忧;若时局无需,臣便隐于市井,不扰朝纲。”

李适听了,嘴角勾起一抹笑意,带着几分自得:“这么说,朕倒是比先皇更圣明些?至少,朕能让国师甘愿出山分忧。”

袁天罡没有接话,只是微微垂首,保持着躬身的姿态。李适也不在意,转身朝着不远处等候的马车走去。临上车前,他又回头望了一眼“刘记羹铺”的招牌,目光悠远,口中喃喃低语:“师父,当年你说‘待君有能,再续前缘’,如今朕已能撑起大唐,可你却不知在何方……今日一别,怕是再难寻到你了。”

马车缓缓驶动,车轮碾过青石板路,留下两道浅浅的辙印。李适坐在车内,指尖轻轻叩击着车壁,心中已开始盘算如何启用李泌、推进削藩之策。此后二十余年,他始终坚守初心:杨炎推行的“两税法”,让大唐财政渐有起色;他多次亲赴前线,恩威并施,收服了数个割据的藩镇,虽未能彻底根除藩镇之患,却也极大地削弱了其势力,让大唐的国祚得以延续。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的冬夜,会宁殿内灯火通明,六十四岁的李适躺在龙榻上,气息已十分微弱。他望着殿顶的藻井,手中紧紧攥着一枚玉佩——那是当年师父送他的信物。弥留之际,他仍嘱咐身旁的太子:“藩镇……乃大唐心腹之患,务必……务必继续削藩,莫让先祖基业……毁于一旦……”

话音落时,殿外的更鼓恰好敲了三下,夜色深沉,大唐的一位勤政的皇帝,终究闭上了双眼。这一年,李适在位二十七年,他用半生心血,为风雨飘摇的大唐筑起了一道屏障。朝臣遵其遗愿,上谥号“神武孝文皇帝”,庙号“德宗”,将其葬于崇陵。

春日里,崇陵的松柏抽出新枝,前来祭拜的百姓时常会说起:德宗皇帝曾在洛阳南市寻过一家古羹店,那店里的羹汤,藏着他对故人与大唐的一片赤诚;而他一生推行的新政,如同一碗温热的羹汤,温暖了大唐的半世余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