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王李雄登基当了皇帝，一上位就宣布大赦天下，还改了年号叫晏平，把国号定为大成。他追尊自己老爸李特为景皇帝，庙号始祖；又尊王太后为皇太后。还封范长生做天地太师，跟他的部队特权，不用参加征役，赋税统统不用交。那些将领仗着皇帝的恩宠，开始互相争抢官位高低。这时候，尚书令阎式就上奏章，建议参照汉、晋时期的老规矩，建立百官制度，皇帝同意了。
秋天七月初一，天空出现了日食。
到了八月，朝廷又有新动作。任命司空司马越为太傅，掌管尚书事务；范阳王司马虓当了司空，镇守邺城；平昌公司马模成为镇东大将军，镇守许昌；王浚则担任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各地军事，还兼任幽州刺史。司马越又把吏部郎颍川的庾敳任命为军谘祭酒，以前太弟的中庶子胡母辅之当了从事中郎，黄门侍郎河南的郭象做了主簿，鸿胪丞阮修担任行参军，谢鲲做了属官。胡母辅之还向司马越推荐了乐安的光逸，司马越也把光逸征召来了。这庾敳他们一伙人呢，都崇尚那种虚无玄远的东西，对世间俗事根本不上心，整天就是喝酒玩乐，放荡不羁。庾敳这人还特别贪财，永不知足；郭象品行不咋地，还喜欢揽权。但司马越因为他们在当时名气大，就把这些人都招揽来了。
祁弘带兵进关的时候，成都王司马颖从武关逃到了新野。巧的是新城元公刘弘刚去世，司马郭劢就趁机搞事情，想把司马颖迎过来当老大。但治中顺阳那边，郭舒带着刘弘的儿子刘璠出兵去讨伐郭劢，还把郭劢给砍了。朝廷这边下诏书，让南中郎将刘陶去收拾司马颖。司马颖没办法，只能往北渡过黄河，跑到朝歌，召集以前的将士，拢共也就几百人，打算去投奔公师籓。到了九月，顿丘太守冯嵩把司马颖抓住了，送到了邺城；范阳王司马虓不忍心杀他，就把他给软禁起来了。另一边，公师籓从白马往南渡过黄河，结果被兖州刺史苟曦给讨伐斩杀了。
朝廷给东嬴公司马腾加官进爵，封他为东燕王；平昌公司马模也被封为南阳王。
冬季十月，范阳王司马虓去世。长史刘舆因为司马颖一直是邺都百姓所依附的人物，所以就隐瞒了司马虓去世的消息，不对外公布。他让人假扮成朝廷的使者，假传诏令，在夜里下令让司马颖自杀，同时还杀了司马颖的两个儿子。司马颖的部下们早就提前逃走了，只有卢志始终跟随在司马颖身边，直到最后都没有懈怠，他收殓了司马颖的尸体，把他安葬了。之后，太傅司马越征召卢志担任军咨祭酒一职。
司马越打算召见刘舆，有人就跟司马越说：“刘舆这人啊，就跟油乎乎的脏东西似的，靠近他就容易被弄脏。”等刘舆来了，司马越就对他爱答不理的。但刘舆暗地里把全国的军事名册，还有仓库里的物资、牛马数量、器械情况，以及水陆地形等，全都默默记在心里。当时国家和军队事务繁多，每次开会讨论，从长史潘滔往下，大家都不知道该咋应对。刘舆却能根据情况迅速分析解答，司马越一听，立马来了精神，对刘舆热情起来，马上任命他做左长史，把国家和军队的事务，全都交给他处理。
刘舆还劝司马越，派他弟弟刘琨去镇守并州，好加强北方的防御力量。司马越就上表推荐刘琨当并州刺史，让东燕王司马腾担任车骑将军，都督邺城各军事，去镇守邺城。
十一月己巳那天晚上，皇帝吃饼居然中毒了。第二天庚午，就在显阳殿驾崩了。羊皇后心里琢磨着，自己是太弟司马炽的嫂子，怕到时候当不了太后，就打算拥立清河王司马覃。侍中华混赶紧劝她说：“太弟在东宫待了老久了，老百姓对他印象也挺好，这时候换人不合适吧！”说完就赶紧写了个公开文书派人快马加鞭告诉太傅司马越，把太弟召进宫里。这边羊皇后已经把司马覃召到尚书阁了，结果感觉情况不对，就借口自己生病又回去了。癸酉这天，太弟顺利登基当皇帝，然后大赦天下。还尊原来的皇后为惠皇后，让她住在弘训宫；又追尊自己的老妈王才人当皇太后；还把自己的妃子梁氏立为皇后。
怀帝上位后，开始按照以前的规矩，在东堂处理政务。每次开宴会，就跟大臣们一起讨论各种事务，研究古代经典。黄门侍郎傅宣忍不住感慨：“感觉又回到武帝那时候！”
十二月初一壬午这天，居然出现日食了。
太傅司马越拿着诏书征召河间王司马颙当司徒，司马颙就去了。结果南阳王司马模派手下将领梁臣在新安半道上拦住他，在车里就把司马颙给掐死了，连他三个儿子也一起杀了。
辛丑这天，任命中书监温羡当左光禄大夫，还兼任司徒；让尚书左仆射王衍当司空。
己酉这天，把惠帝埋在了太阳陵。
刘琨到了上党，东燕王司马腾就从井陉往东走了。那时候并州闹饥荒，还老是被胡人打劫，各个郡县都自身难保。州里的将领田甄、他弟弟田兰，还有任祉、祁济、李恽、薄盛等人，带着一万多老百姓，都跟着司马腾去冀州找吃的，这伙人被叫做“乞活”。这么一来，并州剩下的人家还不到两万，到处都是强盗，路都走不通。刘琨在上党招募了五百人，一路边打边走。到了晋阳，发现官府和寺庙都被烧没了，城里城外一片凄凉。刘琨就安抚大家，慢慢的，那些跑出去的老百姓又开始回来了。
【内核解读】
从大成开国到西晋乱象：一段政权更迭期的历史切片观察
这段史料犹如一幅浓缩的历史画卷，生动展现了西晋末年政权更迭、群雄逐鹿的混乱图景，其中既包含新兴政权的草创尝试，也暴露了旧有王朝的腐朽衰败，诸多历史细节背后暗藏着深刻的政治逻辑与人性规律。
大成政权的草创与隐患
成都王李雄建立大成政权，开启了十六国时期的一个重要篇章。他登基后的一系列举措，既有巩固政权的必要操作，也埋下了潜在危机。大赦天下、改元定国是新政权确立合法性的常规操作，追尊先祖、尊封太后则是通过血缘伦理强化统治根基，这些举动符合古代王朝开国的基本逻辑。
而对范长生的特殊优待，堪称早期民族政权与地方势力妥协的典型案例。授予“天地太师”的尊号，并给予部队免役免税特权，实质是对地方实力派的利益让渡，这种“权宜之计”在政权初创期能快速稳定局面，但也可能导致地方势力尾大不掉，破坏统治体系的均衡。
将领争官的乱象与阎式建章立制的建议，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揭示出一个朴素的政治真理：任何政权若缺乏规范的制度约束，仅凭“恩宠”维系，必然陷入无序争夺。李雄采纳汉晋旧制建立百官制度，是从“草莽政权”向“正规王朝”转型的关键一步，为大成政权的延续奠定了制度基础。
西晋朝廷的“用人困局”与权力博弈
西晋朝廷的人事任免与政治操作，尽显末世王朝的颓势。司马越作为太傅，在用人上陷入“名气依赖症”：明知庾敳贪财、郭象揽权，却因“当时名气大”而全盘招揽。这种“重虚名轻实干”的用人导向，导致朝堂充斥着“崇尚虚无、不理俗事”的清谈之士，他们喝酒玩乐、放荡不羁，却掌握着重要权力，这无疑加速了行政体系的瘫痪。
更值得玩味的是，司马越集团看似庞大的阵容下，暗藏着严重的内部损耗。庾敳的贪婪、郭象的揽权，本质上是权力缺乏制约的必然结果。当“名气”成为做官的核心资本，而非能力与品行时，官僚体系的腐败与低效便不可避免。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官场生态，正是西晋王朝走向覆灭的重要内因。
宗室混战：亲情在权力面前的溃败
西晋宗室的互相倾轧，将“权力异化人性”的残酷性展现得淋漓尽致。成都王司马颖的逃亡之路，堪称一场宗室权力游戏的缩影：从新野避险到朝歌聚兵，从投奔公师籓到被冯嵩捕获，最终落得被软禁的结局。而范阳王司马虓的“不忍心杀他”，与其说是亲情尚存，不如说是权力博弈中的暂时妥协——在自身统治未稳时，留着司马颖比杀了他更有利。
刘舆隐瞒司马虓死讯、假传诏令杀司马颖的操作，则将政治斗争的阴狠推向极致。为了消除潜在威胁，连“秘不发丧”的手段都用上了，宗室亲情在权力巩固的需求面前不堪一击。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司马颖的部下大多逃散，唯有卢志始终追随，这种“乱世中的忠义”与宗室间的互相残杀形成鲜明对比，反衬出权力场的凉薄与虚伪。
公师籓被杀、司马颙被截杀等事件，进一步印证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乱世法则。河间王司马颙奉召担任司徒，本以为能换取一线生机，却在半路被司马模的部下掐死，连三个儿子都未能幸免。这种“斩草除根”的操作，揭示出西晋宗室斗争已到了毫无底线的地步，也预示着这个王朝的彻底崩塌。
民生凋敝与政权根基的动摇
史料中看似不经意的“并州饥荒”“乞活军”等记载，实则是压垮西晋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田甄、田兰等将领带着一万多老百姓逃往冀州求食，被称为“乞活”，这两个字背后是无数百姓的血泪与绝望。当一个政权连百姓的基本生存都无法保障，反而陷入无休止的内耗时，其统治根基早已腐朽不堪。
刘琨在晋阳的困境极具象征意义：官府寺庙被烧、城乡一片凄凉，招募五百人都要边打边走，并州剩下的人家不到两万。这种“千里无鸡鸣”的惨状，与朝堂上官员们的喝酒享乐形成强烈反差。民生的凋敝与统治阶层的奢靡，构成了西晋末年最尖锐的社会矛盾，也为后来的“五胡乱华”埋下了伏笔。
结语：乱世中的历史启示
这段历史犹如一面镜子，照见了权力运作的底层逻辑：制度缺失则乱象丛生，用人失当则根基动摇，亲情异化则内耗不止，民生不恤则政权倾覆。大成政权的制度探索与西晋朝廷的腐朽堕落形成对比，宗室间的残酷厮杀与百姓的苦难逃亡相互映照，共同构成了西晋末年的时代底色。
从李雄建章立制到司马越用人失察，从司马颖的逃亡到“乞活军”的形成，每一个历史细节都在诉说着同一个真理：一个政权的生命力，不在于名号有多响亮、宗室有多庞大，而在于能否建立合理的制度、任用合格的人才、维系基本的人心、保障百姓的生计。这或许就是这段混乱历史留给后人最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