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纪十四，从公元322年（壬午年）到公元323年（癸未年），共二年。
永昌元年（公元322年，壬午年）
春天正月，郭璞又上疏，建议趁着皇孙出生，颁布赦令，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乙卯日，朝廷大赦天下，更改年号。
王敦任命郭璞为记室参军。郭璞擅长占卜算卦，他料到王敦肯定会叛乱，自己也会因此遭殃，心里特别忧虑。大将军掾、颖川人陈述去世，郭璞哭得那叫一个伤心，还说：“嗣祖（陈述的字）啊，谁知道这不是福气呢！”
王敦既然已经和朝廷闹掰了，就把朝廷里有声望的官员都笼络到自己幕府里，任命羊曼和陈国的谢鲲为长史。羊曼是羊祜哥哥的孙子。羊曼和谢鲲整天喝得醉醺醺的，所以王敦也不把重要的事交给他们。王敦打算造反，就问谢鲲：“刘隗这小子奸诈邪恶，会危害国家，我想除掉皇帝身边的这个大坏蛋，你觉得咋样？”谢鲲说：“刘隗确实是祸端的始作俑者，不过他就像城墙里的狐狸、土地庙里的老鼠（意思是有所凭依，不好对付）。”王敦生气地说：“你就是个庸才，根本不懂大局！”就打发谢鲲去当豫章太守，后来又把他留下没让走。
戊辰日，王敦在武昌起兵，还上疏列举刘隗的罪状，说：“刘隗这个奸诈小人，进谗言害忠良，作威作福，随意发起劳役，让士人和百姓都疲惫不堪，赋税和劳役又多又重，一路上都是抱怨的声音。我身为宰辅，不能眼睁睁看着国家走向衰败，所以要进军声讨。只要刘隗的脑袋早上挂起来，我的军队晚上就撤退。以前太甲破坏了国家法度，幸亏接受了伊尹的忠诚劝告，商朝才又昌盛起来。希望陛下能好好考虑，这样天下就能太平，国家也能稳固。”沈充也在吴兴起兵响应王敦，王敦任命沈充为大都督，督护东吴的各项军事。王敦到了芜湖，又上表列举刁协的罪状。皇帝气得不行，乙亥日，下诏说：“王敦仗着朕的恩宠，竟敢肆意叛乱，把朕比作太甲，还想把朕囚禁起来。这要是能忍，还有什么不能忍的！现在朕要亲自率领六军去诛杀这个大逆不道的家伙，谁要是能杀了王敦，就封五千户侯。”王敦的哥哥、光禄勋王含坐着小船逃去投奔王敦了。
太子中庶子温峤对仆射周顗说：“大将军这次起兵，感觉好像有正当理由，应该不会乱来过分吧？”周顗说：“才不是呢。皇帝又不是尧、舜那样的圣人，怎么可能一点过错都没有，但臣子怎么能起兵来威胁皇帝呢！他做出这种举动，怎么能说不是叛乱呢！王敦（字处仲）狂妄自大，目无君上，他的野心哪会有边界啊！”
王敦刚起兵的时候，派使者去告诉梁州刺史甘卓，约他一起顺江而下，甘卓答应了。可等王敦上船出发了，甘卓却没去，而是派参军孙双到武昌去劝王敦停止行动。王敦惊讶地说：“甘侯之前跟我聊得好好的，怎么现在又变卦了？他肯定是担心我危害朝廷！我现在只是要除掉奸凶之人，如果事情成功了，一定封甘侯为公爵。”孙双回去汇报后，甘卓心里犹豫不决。有人劝甘卓：“你就先假装答应王敦，等他到了都城再讨伐他。”甘卓说：“以前陈敏叛乱的时候，我先跟着他，后来又图谋对付他，当时就有人说我是害怕被逼迫才改变主意的，我心里一直觉得挺愧疚。现在要是再这么干，我怎么证明自己的清白呢！”甘卓派人把王敦的意思告诉顺阳太守魏该，魏该说：“我起兵抵抗胡贼，就是为了效忠王室。现在王公（指王敦）起兵攻打天子，这可不是我该参与的事儿。”于是就拒绝了。
王敦派参军桓罴去游说谯王司马承，想请司马承担任军司。司马承感叹道：“我恐怕是要死了！这里土地荒凉，百姓又少，势力孤单，还没有外援，这可怎么成功啊！但如果能为忠义而死，又还有什么可求的呢！”司马承发檄文让长沙人虞悝来当长史，正好虞悝母亲去世在守丧，司马承就去吊唁，说：“我想讨伐王敦，可兵力少又缺粮食，而且我刚到这儿，还没建立起足够的恩信。你们兄弟可是湘中的豪杰，现在王室正处于危急时刻，打仗这种事，古人都不推辞，你们有什么好主意教教我啊？”虞悝说：“大王您不嫌弃我们兄弟才能微薄，还亲自来拜访，我们哪敢不拼死效力呢！但咱们州又荒凉又破败，直接进兵讨伐不太现实；应该先聚集兵力坚守，再向各地传发檄文，这样王敦的势力肯定会分散，等他分散了我们再想办法对付，说不定就能成功。”司马承于是把桓罴关了起来，任命虞悝为长史，让他弟弟虞望为司马，督护各路军队，和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长沙人王循、衡阳太守淮陵人刘翼、舂陵令长沙人易雄，一起起兵讨伐王敦。易雄向远近各地传发檄文，列举王敦的罪行，于是整个州里的人都响应司马承。只有湘东太守郑澹不服从，司马承派虞望去把他杀了，还在四周示众。这郑澹是王敦的姐夫。
【内核解读】
永昌元年王敦之乱：权力漩涡中的人性博弈与时代困局。
永昌元年（公元 322 年）的这场政治风暴，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东晋初年权力结构的脆弱与人性的复杂。当王敦在武昌举兵的那一刻，不仅揭开了门阀士族与皇权的激烈博弈，更将无数个体卷入命运的漩涡，在忠诚与背叛、理想与现实的撕扯中，书写出乱世的生存图景。
郭璞的占卜智慧与人生困境形成了尖锐对比。这位精通卜筮的学者早已预知王敦叛乱的必然性和自身的悲剧命运，却无力挣脱时代的枷锁。他对陈述之死的悲叹 “焉知非福”，道尽了乱世中 “生存即苦难” 的荒诞逻辑。在权力斗争的绞肉机中，死亡反而可能成为逃离灾祸的解脱，这种黑色幽默般的感慨，揭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集体焦虑。
王敦的叛乱并非偶然，而是东晋门阀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他对羊曼、谢鲲的任用策略极具政治手腕 —— 表面授予高位，实则以醉酒为名剥夺实权，既笼络了士族人心，又避免了内部掣肘。当他向谢鲲询问起兵计划时，那句 “君庸才，岂达大体” 的怒斥，暴露了权臣的傲慢与偏执。在他眼中，任何对皇权的维护都是不识时务，这种极端的权力欲最终将他推向了叛逆的深渊。
晋元帝的反应则尽显帝王的愤怒与无奈。“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的诏书宣言，看似强硬却难掩底气不足。将王敦比作颠覆殷道的太甲，既想占据道德高地，又暗示着对局势的失控。而王敦兄长王含的连夜叛逃，更凸显了朝廷内部的分裂与人心向背，这场权力对决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悲剧伏笔。
周顗对温峤的回应点破了问题的本质：“人臣安可举兵以胁之”。在封建伦理体系中，无论君主是否有过，臣子举兵逼宫都是不可饶恕的逆行。这种对君臣秩序的坚守，与王敦 “清君侧” 的借口形成鲜明对立，揭示了这场叛乱在道义层面的虚伪性。王敦所谓 “除奸凶、安社稷” 的宣言，终究掩盖不了权力扩张的真实意图。
甘卓的摇摆不定成为局势的关键变量。这位本可制衡王敦的将领，在忠诚与利益间反复纠结。他对陈敏之乱中 “先从而后图之” 的愧疚记忆，反映出乱世中道德选择的沉重代价。而顺阳太守魏该 “拒胡贼是忠，向天子是逆” 的明确表态，则反衬出甘卓的政治短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这种犹豫最终让他错失了扭转局势的机会，也注定了自身的悲剧结局。
谯王司马承的起兵堪称绝境中的坚守。“得死忠义，夫复何求” 的誓言，展现了皇族成员在危局中的担当。他对虞悝兄弟的倚重，既体现了知人善任的智慧，也暴露了朝廷势力的薄弱 —— 只能依靠地方豪俊对抗权臣。虞悝 “收众固守，传檄四方” 的战略，实为弱势一方的无奈之举，却也展现了乱世中知识分子的军事智慧。
这场叛乱的背后，是东晋初年皇权与门阀士族的结构性矛盾。晋元帝试图通过刘隗、刁协等寒门官员加强集权，触动了以王敦为代表的门阀利益；而王敦以 “清君侧” 为名的叛乱，本质上是士族对皇权的反击。在这场权力游戏中，没有绝对的正义与邪恶，只有不同利益集团的较量。
永昌元年的这场风暴，最终以王敦短暂的胜利告终，但门阀与皇权的博弈并未终结。它像一道深刻的烙印，刻在东晋的历史进程中，预示着这个王朝未来将在不断的内乱中走向衰落。而那些在风暴中坚守道义或随波逐流的个体命运，共同构成了这幅乱世图景中最动人的细节，让千百年后的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历史的温度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