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教员为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都奠定了法理性和正义性，教员是承认农民起义的先进性的。当一个政权只能靠压迫驱使人民，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那人民的起义就最具有现实因素支撑。 起义的本质，是对不正义秩序的否定。
所谓“起义”，从来不是暴徒的盲动，而是受压迫者在生存边缘做出的集体反抗。尤其在封建王朝体制下，底层农民面对的是制度性压迫——沉重的赋税、残酷的徭役、不公的土地制度和世袭权力。农民起义不是“扰乱社会”，而是在一种非人的结构中，试图夺回作为人的基本尊严。
我们必须首先明确：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当统治结构已经无法提供最低限度的公正、保障、反馈与改良机制时，反抗就不是“例外行为”，而是历史的必然逻辑。农民起义，不是偶发，而是结构性结果；不是混乱的起点，而是压迫的终结点。
合法性来自生存权，正当性源于被压迫。现代社会往往用“合法”与“非法”的标准来衡量行为正当与否，这是一种权力中心视角的评判方式。但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法的存在本身也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统治阶级利益的制度化表达。在一个压榨性政权下，所谓“违法”，往往只是“不顺从”。
而真正的合法性，应当建立在人之为人最基本的权利之上：活下去的权利。当这个权利都被剥夺时，起义就不是非法，而是唯一合乎人性和道义的选择。农民起义的正当性，不是来自朝廷的许可，而是来自现实的绝境和被剥夺的生存空间。
农民阶层是历史变革的动力而非阻力。历史从不只是“帝王将相”的更替游戏，它真正的推动力来自底层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他们是社会物质基础的生产者，是粮食与资源的创造者，是维系整个国家存在的脊梁。而正是这一阶层，在最关键的历史时刻，用他们的集体反抗冲击了旧的统治结构，迫使社会进入重构的路径。
从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黄巢、李自成、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再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农民起义一再成为社会更新的前奏。在这些起义中，虽有失败、歧路、血腥与悲剧，但其中蕴含的变革力量，却推动了历史的巨轮向前滚动。
很多人对农民起义的看法，总带有一种“暴力恐惧”或“秩序崇拜”的色彩，试图用“和平改革”来否定起义的必要性。但问题是：历史上的封建政权并不具备改良的能力，也从未留下改良的余地。
封建统治下的农民阶级没有和平改良的路径。土地制度的固化、等级制度的垄断、皇权的神圣化、宗法制的稳定性——这些使得农民没有表达机制、没有协商平台、没有上升通道。在一个无法被更改的制度中，唯一的出口只能是打破它。
农民不是不爱和平，是和平不属于他们。正如鲁迅所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真正该怒的，是那个逼得他们不得不以性命换权利的制度本身。
所谓“乱世”恰是“秩序失败”的体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往往被统治者及后来的“史家”定性为“乱世之祸”，仿佛他们制造了混乱，扰乱了天下安宁。但真正需要问的是：在他们起义之前，这个“安宁”是否真的存在？
一个社会如果稳定在极端剥削之上，那这不是“秩序”，而是“镇压”；不是“安宁”，而是“压抑”。农民起义的爆发，其实正是统治系统彻底失效的表征——赋税已不可负担，饥饿已无从逃避，暴力与腐败已经吞噬整个政体。
乱世不是农民制造的，而是腐政、天灾与掠夺合力催生的。在这种背景下，起义不是混乱的源头，而是混乱的应答，是压迫终点的强烈回声。
起义虽有失败，但失败不等于错误。“失败者的正义”在历史中往往被漠视。很多农民起义最终以镇压、屠杀、失败收场，于是人们习惯性地否定他们的正义性。但这种逻辑是危险的。如果用胜负来判断对错，那历史只会站在强者一边，永远听不到底层的声音。
李自成败了，但明朝已腐朽不堪；洪秀全败了，但清廷的统治走向不可逆的崩解；义和团败了，但民间反帝的火焰从未熄灭。失败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不是起义正当性的反证。反而恰恰是这些失败，凸显了社会结构的刚性与问题的深度。
历史的进步，常常不在于某场起义是否成功，而在于起义之后，旧体制被动暴露，民众意识觉醒，社会不得不调整路径。失败的起义，常常是变革的导火索。
农民起义的“暴力性”源于结构性暴力的长期积压。人们批评农民起义的“野蛮”“杀戮”“破坏”，却常常忽略了这类暴力的来源。没有哪个群体天生好斗，所谓“刀起人头落”的背后，是长期的屈辱与血债。百姓反抗时表现出的“极端”，其实是对结构性暴力长期积蓄的爆发性回应。
当土地被豪强霸占，赋税榨干余粮，县吏横征暴敛，司法毫无公平，农民不是在生存，而是在苟延残喘。暴力一旦爆发，自然不会是“理性协商”的样貌，而是“情绪决堤”的结果。
问题不是农民为何激烈，而是统治者为何把人逼到无路可退。压抑越久，反弹越烈。这种暴力性，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结构问题，是历史无法调和的对抗性矛盾的体现。
现代革命正是农民起义的历史延续与高度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尤其教员领导的土地革命、抗战和解放战争，其主体力量就是农民。井冈山不是都市革命的策源地，而是农民战争的现代化表达。延安不是城市暴动，而是农民运动的集大成。
教员之所以成功，根本原因不是某个理论的先进性，而是因为它确实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的根本利益。它解决了土地问题，建立了与农民的真实联系，把起义从“散乱”提升到“组织化”，从“自发”转向“自觉”。
可以说，现代革命，是农民起义进入“有思想、有组织、有目标”的阶段。它继承了起义的反抗精神，超越了起义的局限路径，完成了真正的社会改造。
正确认识农民起义，是历史教育应有之义。今日我们谈农民起义，不能再仅仅停留于“可怜”“血腥”“失败”这些叙事上，更不能再以“稳定”“秩序”为借口，否定他们的意义。我们必须回到社会结构、历史条件、阶级矛盾这些根本点上，重新理解起义的本质。
这不仅是为历史中无名者正名，更是为了警醒后人：任何一个社会结构，如果失去了对底层民众的回应能力与改革动力，最终都难逃崩溃的命运。而农民的起义，不是历史的“病灶”，而是社会的“体温计”。
教育必须提供历史真实，而不是塑造统治神话。把农民起义当作“英雄谱”的对立面，是对历史最大的侮辱。只有承认他们的正当性、理解他们的理由、尊重他们的抗争，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个国家曾经如何跌宕，也才能守住其不再重蹈覆辙的底线。
他们不是“暴民”，而是人类正义的觉醒者。历史从不会主动记住农民。他们没有史官，没有家谱，没有豪言壮语留下碑文。但他们却一次又一次用自己的生命，撕开时代的伤口，让封闭的社会透进一点光。那些起义者，无论胜败，都是对不公世界发出的呐喊。
他们不是天生的反叛者，也不是暴力的热爱者。他们只是长期被剥夺了尊严与土地，被压缩了人生与希望。他们用起义证明：人类不能被无限压迫，尊严不能被无限剥夺，正义不能被无限延期。
历史不是强者写的脚注，而是人民写的血书。而每一次农民起义，都是那一页最深红的笔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