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巾丢失那件事，终究没了下文。
阿雅大姐自那以后再也没去过供销社，熊建国几次在寨子里远远瞥见她，对方要么低头匆匆躲开，要么干脆转身进了旁边的巷子，显然是不想和他碰面。
熊建国心里虽有疙瘩，可总不能追着人家要说法，无奈之下，只得自认倒霉。
到了月末盘账那天，老陈拿着短缺清单找到他时，他没多说一句话，默默从口袋里掏出钱，在单子上一笔一划签下自己的名字。
刚领到手的二十七块工资，还没捂热乎，就硬生生抠出两块六毛钱赔了进去——这可是他大半个月的伙食费，够买二十多个白面馒头，或是打三斤多煤油，能让他在夜里看书看上好一阵子。
熊建国捏着剩下的钱，心里五味杂陈，却也只能在心里安慰自己：权当是交了笔昂贵的“学费”吧。
这“学费”虽然心疼，却比任何说教都管用，彻底浇醒了之前还带着几分天真的他。
他终于明白，供销社这三尺柜台前，虽然绝大多数社员乡亲都是直肠子的实在人，挑好东西总会规规矩矩递上钱票，连一分钱都不会差，但也难免夹杂着个别爱钻营、贪小便宜的主儿。
这些人一进供销社，眼睛就滴溜溜转，目光总在柜台角落或是没人注意的小商品上瞟，一旦发现营业员忙不过来，就想趁机顺手牵羊，把橡皮、针线盒这类小东西往口袋里塞。
打那以后，熊建国再接待顾客时，精气神儿提得更足了。
遇上看着眼神飘忽、手不老实的人，他就打起十二分精神，多留个心眼儿，视线在对方身上多停留片刻，有时还会故意问一句：“同志，您还需要点啥？我帮您拿。”
通常这话一出口，那些心怀鬼胎的人就会慌神，要么随便拿点东西赶紧结账，要么找个借口转身就走。
或许是在这人来人往的柜台前历练久了，见的人多了，熊建国渐渐练就了一种“看人”的本事。生客往柜台前一站，他只需扫一眼对方的神情——是坦然自若还是眼神躲闪，看对方眼神流转的方向——是盯着商品还是瞟着四周，再瞧瞧举手投足间那股劲儿——是干脆利落还是磨磨蹭蹭，就能把这人的脾性猜个八九不离十。
要是遇上看着实在的老乡，他会耐心介绍商品；要是遇上看着不地道的，他就多留个心眼，全程盯着，让对方没机会下手。
所幸，绝大多数社员都是热心肠的好人。
有时熊建国忙着招呼这边的顾客，没看住另一边，旁边排队的老乡发现有人想偷东西，就会扯着嗓子高声吆喝一嗓子：“哎！那边那位同志！东西还没付钱呐！可不能随便拿！”
被抓个现行的人，顿时臊得满脸通红，耳朵尖都红透了，慌慌张张地把藏在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啪”地往柜台上一扔，低着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头也不回地灰溜溜跑了。
每次遇到这种情况，熊建国都会感激地冲那位帮忙的老乡笑一笑，心里暖烘烘的——这乡土间的善意，总能化解那些小插曲带来的不快。
然而，比起这些偷鸡摸狗的小麻烦，最让熊建国头疼不已的差事，莫过于卖猪肉。
倒不是因为猪肉沉、搬着累，而是因为猪肉的规矩多、手续杂，稍不注意就容易出岔子。
供销社的猪肉，主要来自公社下属各生产大队。
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凡事都有严格的规定，就连社员自家养的猪，都严禁私自宰杀，必须统一送到公社指定的屠宰场处理。
这规矩是死的，谁也不能破，要是有人敢偷偷杀猪，一旦被发现，后果可严重了。
政策还规定得特别细：一个大队一年内养出的第一头肥猪，宰杀之后，必须把一半的猪肉卖给公家，也就是公社。公社通常会把这部分猪肉的购销任务交给供销社，再由供销社按计划供应给社员——毕竟供销社是公社里最集中、最方便大家买东西的地方。而剩下的另一半猪肉，连同猪肝、猪肠、猪心这些 “猪下水”，大队则可以自行留下，分给社员们改善伙食。
要是哪个大队不想留下那半扇猪肉，也可以一并卖给供销社，到时候能按斤换取相应的肉票和肉钱。
可这里头有个“门道”：日后大队要是想凭这些换来的肉票再去供销社买肉，每斤肉还得额外多付一毛多钱。
这一进一出可不划算，所以各大队通常都会选择把自家分得的那半扇猪拉回去，切成小块，按社员的工分多少来分，让辛苦一年的大伙儿都能打打牙祭，尝尝荤腥。
后来，因为公社的集中屠宰点实在忙不过来——有时候好几个生产队的猪扎堆送来，屠宰场的师傅们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还是杀不及时，那些等着宰杀的猪还得白白搭进去不少喂养的粮食。
公社领导们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改了办法：允许各生产队在自己队里杀猪，这样既能节省时间，又能减少粮食消耗。可即便如此，公社也没完全放手，牢牢把控着生猪数量登记和发放“生猪屠宰许可证”这两道关。每个生产队养了几头猪、哪头猪达到宰杀标准了，都得先去公社登记；要杀猪前，还得拿着登记证明去公社领“生猪屠宰许可证”，少了这张证，就算猪养得再肥，也不能杀。就这么两道关，把全公社几十个大队的养猪、杀猪事宜管得死死的，半点差错都出不了。
其实公社也不怕生产队偷偷杀猪。
一来，社员们的嘴管不住——谁家要是杀了猪，炖肉的香味能飘大半个村子，大伙儿一打听就知道了，难免会走漏风声；二来，私杀生猪在当时可不是小事，等同于侵占公社集体财产，性质严重得很，不光杀猪的人要受处分，大队书记弄不好都要坐牢。谁会为了一口猪肉去冒蹲大狱的风险？所以这套新规矩执行得极为顺畅，没哪个生产队敢偷偷摸摸地干。
熊建国所在的腊尔山公社规模不小，下属有十几个大队，几乎隔段时间就有生产队宰杀生猪，供销社也就能断断续续地供应猪肉。
可让熊建国记忆最深、感受最强烈的，还是他刚下乡插队头一年的那个寒冬腊月——临近年关时分，整个大队弥漫的那种对“杀年猪”翘首以盼的氛围，那种期待感，比过年本身还要让人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