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们常说：“过了腊八就是年。”
一进腊月门，天气越来越冷，可社员们肚里的馋虫却被勾了起来，天天掰着手指头算日子，盼着能早点杀年猪，沾点荤腥。
乡村不比城市，城里的工人每个月还能凭着肉票买点肉，可在农村，平日里粮食都紧巴巴的，能吃饱就不错了，肉星儿更是难得一见。
唯有杀了年猪，大伙儿才能敞开肚皮，饱饱地吃上一顿香喷喷的猪肉，就连炖肉的汤都能用来泡饭，吃着格外香。
那时候，集体农活——像翻晒泥土、精选稻种、准备春耕用的农具这些活儿——早已忙完；社员们自家的家务活计，比如上山伐树劈柴、修补房屋、缝制棉衣这些繁重的活计也告一段落。
从腊月起，村子才算真正进入了农闲时节。
闲下来的社员们，最爱做的事就是三三两两聚在向阳的墙根下，晒着暖烘烘的太阳，一边搓着冻得通红的手，一边唠着家常。
而话题的中心，永远绕不开那头即将挨刀的大肥猪——大伙儿会猜这猪能长到多少斤，估算着自家能分到几斤肉，还会盘算着分到肉后要怎么吃：是炖一锅红烧肉，还是包猪肉白菜饺子，或是炸点肉丸子给孩子当零嘴。
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期待的笑容，连说话的语气都轻快了不少。
虽说这生猪名义上是大伙儿集体养的财产，归整个大队所有，但具体的喂养任务却是分派到各家各户的。
哪家负责喂猪，哪家就能多挣点工分，等到猪养肥宰杀，过了秤，除了能按工分分点钱，最重要的就是能多分几斤肉。
所以负责喂猪的人家，对猪格外上心，恨不得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都拿来喂猪。
那时候的养猪方式，朴素又原始，没有半点饲料添加剂，全靠麸皮、米糠、野菜和刷锅水喂养。猪长得也慢，通常要精心伺候上一两年，才能长到一百多斤，达到宰杀标准。
因此，杀年猪对一个生产队来说，可是件天大的事、天大的喜事，也并非年年都能实现。
有些条件困难的大队，因为粮食不够，猪养不肥，好几年也未必杀得起一头猪。
熊建国插队的第一年，借住在队里一位姓王的大婶家。王大婶是个热心人，知道熊建国是从城里来的知青，没干过农活，平日里总是多照顾他几分。
整整一年，熊建国亲眼目睹了王大婶是如何辛劳地喂养队里的那头猪：无论寒冬酷暑，天还没亮，王大婶就挎着篮子漫山遍野地打猪草，双手冻得开裂、被野草划破都是常有的事；回到家，她又要守着灶台，把米糠、麸皮和野菜混在一起，熬煮成热乎乎的猪食；喂猪的时候，她一瓢一瓢地舀着猪食，倒进猪槽里，不厌其烦地看着猪吃完，才会去忙自己的事。
在她的精心照料下，那头猪长得膘肥体壮，身上的毛油光水滑，远远看去就像个圆滚滚的小肉球，成了全大队都羡慕的 “明星猪”。
大伙儿见了王大婶，都会笑着说：“大婶，您这猪养得真好！今年杀年猪，咱就从这头最肥壮的开始！图个开年好彩头！”
王大婶听了，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嘴上说着“还得看公社的意思”，心里却比谁都期待。
终于到了腊月二十几，离过年越来越近了。
这天上午，社员们照例聚在村口的晒场上，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杀猪的日子，有人说“说不定明天就能杀”，有人说“还得等公社批下来才行”，正讨论得热闹，突然有个年轻小伙指着远处的山路，兴奋地大喊起来：“快看！快看岭下大路上推车那个！是不是会计叔！”
众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山岭下方那条蜿蜒的土路上，果然有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是大队会计李叔。
李叔推着一辆独轮车，车子看起来沉甸甸的，车轮在土路上碾过，发出 “吱嘎——吱嘎——” 的声响，每走一步都格外吃力，他弯着腰，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岭上爬，额头上的汗珠即便隔着老远，也能隐约看到。
“肯定是！除了会计叔，谁还会这个时候去公社！”有人激动地嚷道，“他这是去公社税务所缴屠宰税了！只要缴上那三块钱的屠宰税，领回那张盖着红戳的‘生猪屠宰许可证’，这就说明——最迟明天，咱们大队就要开刀杀年猪啦！”
这话一出口，晒场上瞬间安静了几秒，紧接着，众人像是反应过来似的，顿时像炸了锅一样沸腾起来！
欢呼声、叫好声此起彼伏，有人甚至激动得拍起了手，连旁边玩耍的孩子都跟着蹦蹦跳跳，喊着“要吃猪肉啦！要吃猪肉啦！”
有个嗓门洪亮的汉子，叫张大勇，是队里的壮劳力，他双手拢成喇叭状，朝着岭下百十米开外的李叔就喊：“叔——！你是不是领回杀猪‘券’（证）啦——？！咱们啥时候能杀猪啊——！”
岭下的李叔闻声停下脚步，直起腰，转过身，朝着晒场的方向看了看。他深吸一口气，用尽全身力气，朝着上面喊出了一声干脆利落、响彻山谷、还带着无尽喜悦的回应：“杀——猪——啦！明——天——！”
“噢——！！！”
这一声回应，如同点燃了一挂巨大的爆竹！
整个山岭瞬间被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淹没，笑声、叫声、拍手声、甚至还有人敲起了家里的铁盆，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久久回荡在寂静的山谷里，震得枝头的积雪都簌簌落下，掉在地上发出“沙沙”的声响。
熊建国站在人群中，看着大伙儿脸上那真切的、兴奋的笑容，听着那热闹的欢呼声，心里也跟着暖了起来——他知道，明天，整个大队都将沉浸在杀年猪的喜悦里，那将是他下乡以来，见过最热闹、最温暖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