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宪局的铜钟敲过辰时，章先生将《议会职能与立法规则》草案的首卷展开在长案上。宣纸铺展的声响惊动了檐下的麻雀，三十余名起草成员的目光齐刷刷落在纸面——“议会为自治领最高立法机关，掌法案创制、审议、监督权”，这行字如同一道界碑，将议会的权责从模糊的“议事”，清晰地锚定在“立法与监督”的核心坐标上。
一、立法权限：给议会划清“立法田”
“得先说明白，议会能立啥法，不能立啥法。”王博士指着案头堆叠的中西律法典籍，“去年北境防务增兵，有人提议‘议会该定军饷标准’，这就越界了——军务属统领核心权，议会能审军饷是否合理，却不能直接定数。”
众人争论三日，终将议会立法权限框定在“民生与治理”范畴，并用红笔标出三大禁区：
- 不得干涉军事指挥、外交谈判等统领专属权；
- 不得制定溯及既往的法律（比如今日立的法，不能罚昨日的行为）；
- 不得剥夺公民基本权利（如人身、财产权，这在《公民权利章》已作铁规）。
“就像种地，议会的‘立法田’在水渠、赋税、市集这些事上，军防、外交那几块‘禁地’，得按统领的规矩来。”陈老农的比方让众人点头，章先生随即写下：“议会立法范围含：田赋税率、市集管理、水利修缮、户籍登记、纠纷调解等民生事务，法案须符合《公民权利章》，不得触碰统领核心权。”
商部代表林掌柜忽然起身：“那‘商业税是否该减免’算民生吧？去年工坊扩产，就因没明确税法，税吏乱加税，若议会能立《商业税法》，这事就不会发生。”他的话得到商户们响应，章先生在“立法清单”上添上“各类税种、税率标准”，并注明“须经议会三分之二成员同意方可通过”。
二、立法流程：从“随口说”到“按步走”
“最忌立法‘拍脑袋’。”周夫子将一碗浓茶泼在地上，“前明有县令随口定‘禁屠令’，结果百姓年夜饭没肉吃，怨声载道——立法得有章法，一步都不能少。”
起草团队参照西洋议会规程，结合自治领实情，敲定“三读三审”流程：
- 一读：提案人（议员或百姓联名）宣读法案名称与核心内容，议会若半数同意“值得讨论”，便进入二审；
- 二审：逐条审议法案细节，可修改、可增补，比如《市集管理法》原拟“禁售隔夜肉”，经商户代表提议，改为“隔夜肉须挂牌明示”，更合实际；
- 三审：就最终文本投票，过半数通过后，送统领签署生效；若统领否决，议会可再议，三分之二同意则绕过统领直接生效（此为制衡条款）。
“百姓能提案吗？”李家庄的里胥李茂怯生生问，他村里的灌溉水渠总被上游截断，想提议立《水渠分水法》。
“当然能！”王博士笑着拍他肩膀，“百姓联名五十人以上，就能提案，议会须在一月内答复‘是否受理’。就像给田里的苗浇水，谁发现旱了，都能喊一声。”
为防法案“打架”，还设了“法案冲突裁决制”：若新立法案与旧法冲突，由议会组建“仲裁委员会”（含议员、学者、百姓代表）裁定，以“更护民生、更合时宜”者为准。去年南片《土地法》与《赈灾法》就“灾年能否免地租”起冲突，最终裁定“灾年免半租”，兼顾了地主与佃户。
三、监督职能：给行政权套“紧箍咒”
“光立法不够，还得盯着官爷们执行。”曾被税吏刁难的张木匠，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去年议会通过的《减税令》，到了西片就成了‘减半执行’，税吏说‘没钱修水渠’，谁知道钱去哪了？”
因此，议会监督职能被细化为“三查”：
- 查账：每季度审查总署财政收支，账册须由议会指定的“查账吏”核校，发现贪墨即启动弹劾；
- 查案：百姓申诉行政不公（如乱抓人、滥收费），议会可组成“调查团”，传召涉事官吏问话，证据确凿则移交刑部；
- 查绩：片区督办、各部尚书半年一述职，议会就其政绩（如修了多少路、解了多少纠纷）投票，不称职者可罢免。
“弹劾得有规矩，不能公报私仇。”刑部尚书提醒，“须有三分之一议员联名，且得有实证（如账册、人证），瞎告者反坐。”
北片曾有议员因私怨弹劾水利官“治水不力”，却拿不出证据，最终被议会罚俸三月，这案例被写进《监督则例》，成了鲜活的警示。
四、内部运作：让议会“自己管好自己”
议会自身的规矩，比立法流程更磨人。光是“议员议事礼仪”就吵了两日——有人说“得像朝堂般肃静”，有人说“百姓代表嗓门大，吵吵更能出真知”。
最终定下的规则透着务实：
- 发言：每人每次发言不得超过一炷香，议题相关者优先（如讨论《农税法》，老农代表可多言），不许人身攻击（如骂“蠢货”）；
- 表决：重要法案用“记名投票”（谁赞成谁反对，百姓可查），一般事务用“无记名”（免生顾忌）；
- 纪律：无故缺席三次者，暂停议事权一月；收受贿赂替人提案者，永久除名，移送刑部。
为让议会“接地气”，还定了“议员联系制”：每位议员每月至少回选区一次，听百姓说事（可记在“民情簿”上），重要诉求须在议会提出。西片议员赵大哥就因总把“修桥”挂在嘴边，被戏称“桥代表”，却实实在在推动了三座危桥的修缮。
五、试运转：从“纸面上”到“泥土里”
首份由议会起草的《市集公平交易法》试议时，百姓挤破了旁听席。商户代表提议“禁缺斤少两”，老农代表补充“得统一衡器（秤、斗），由议会监制”，最终法案不仅写清“缺一两赔十两”，还规定“每月初五，议会派人到市集校秤”。
散会时，卖菜的王婶拉着章先生的袖子笑：“以前总被短秤，现在有这法，咱敢跟奸商叫板了！”章先生看着她手里攥皱的法案抄本，忽然觉得案头的笔墨都有了温度——这些规则不是冰冷的文字，是能让百姓挺直腰杆的底气。
暮色降临时，起草成员们仍在打磨《议事规则》的细节。王博士在“紧急立法程序”后添了句“遇灾年、瘟疫等急事，可简化为‘二审’，但须全员到齐”；周夫子在“旁听制度”里加了“百姓可递纸条提建议，议员须当场回应”。
檐下的麻雀又落了回来，歪头看着长案上的墨迹。这些墨迹正一点点渗透进自治领的肌理，既要让议会立得住法、监得住权，又要让它离百姓够近——近到能听见市集的吆喝，闻见农田的稻香，这样立出来的法，才能扎进泥土里，长出护佑民生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