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的梳理和分析告一段落，浩如烟海的“未来”信息被分门别类，提炼出的核心趋势、关键警示与发展机遇，已然化为了数十份标注着“绝密”字样的综合报告，呈送到了最高决策层。
这些报告，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国家制定大政方针时，一份独一无二、价值无可估量的“参考地图”。
李满仓在这两个月中的表现，他所展现出超越时代的视野以及对诸多关键细节的精准把握，赢得了专家组乃至最高层的高度认可与信任。
他不再仅仅是被保护的对象和信息的提供者，其独特的价值被赋予了新的定位。
在一个小范围的会议上，老人亲自宣布了一项决定：正式聘请李满仓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委）的特邀顾问，并作为核心智囊，参与到一个新成立级别极高的“改革开放前瞻规划小组”工作中。
这个头衔和职位，看似不如“全国人大代表”那般显赫，但其实际影响力和接触到的核心机密，却远超前者。
这意味着，李满仓正式进入了国家最高决策的咨询层，他将有机会直接影响这场即将席卷神州的伟大变革的进程与方向。
李满仓没有推辞，平静地接受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
他深知，这正是他交出那些未来物品、坦陈重生秘密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用自己的所知所学，为这个国家和民族，趟出一条更平坦、更光明的道路。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李满仓并未提出什么惊世骇俗、脱离实际的激进方案。
他的建议，往往立足于当下的现实条件，结合未来已验证的成功经验和惨痛教训，精准地指向那些能够“四两拨千斤”的关键节点。
在“改革开放前瞻规划小组”的研讨中，他多次发言。
关于农村改革，他结合李家坳的成功实践和未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过程中的一些波折，
提出在肯定“大包干”激发农民积极性的同时，要特别注意保留和扶持一部分有条件的集体经济发展，
避免农村公共设施和服务的全面萎缩，为未来的规模化、机械化经营留下火种和平台。
这个建议，使得后续的政策设计中，多了几分审慎与远见。
关于对外开放，他极力强调“以我为主”的原则。
他提醒小组成员，打开国门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至关重要，但必须设置清晰的“红线”和“负面清单”，
尤其是在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上，要避免重蹈未来某些行业“市场换技术”失败、反而丢失阵地的覆辙。
他建议，利用未来信息中关于国际产业转移趋势的判断，提前布局，主动引导外资投向国家急需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而非仅仅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
关于特区建设，他依据未来几个经济特区发展的得失，提出特区不应仅仅是政策的“洼地”，更应该是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和“高压锅”。
在给予特殊政策的同时，必须配套强有力的监管和法治建设，防止成为走私和投机倒把的天堂，确保改革成果真正惠及国家和人民。
他甚至根据未来信息中关于金融风险、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等问题的预警，提出在改革之初，就要着手建立宏观审慎的金融监管框架和风险预警机制，防患于未然。
这些在当时看来有些“超前”甚至“保守”的建议，因其立足于大量未来事实的支撑，引起了小组的高度重视，并被纳入到顶层设计的考量之中。
李满仓的存在和他带来的确定性信息，如同给决策层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也极大地减少了在黑暗中摸索的成本和可能走的弯路。
许多原本需要反复争论、试点验证才能确定的改革方向和力度，现在有了更清晰的路径和风险提示。
在这种背景下，一项影响深远的变化悄然发生，改革开放的整体时间线和推进节奏，被适度地、谨慎地提前了。
一些原本计划在数年后才推出的试点政策，被提上了近期的议事日程；
一些关于吸引外资、下放企业经营权的法规草案，起草和论证的进程明显加快；
对于科技研发和基础教育的投入规划，也根据未来产业竞争的需要，进行了大幅度的上调和时间前置。
整个国家机器，在李满仓这只来自未来的“蝴蝶”翅膀扇动下，开始以一种更加自信、更加稳健，同时也更加急迫的姿态，启动了奔向现代化的引擎。
李满仓忙碌于各种会议和研讨之中，但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他知道，自己只是提供了一个“剧本”，真正的“导演”和“演员”，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和他们的领导者。
他能做的，就是尽己所能，让这个“剧本”少一些悲剧，多一些辉煌。
而在忙碌的间隙，他偶尔会望向窗外。
他知道，外部那些隐藏的敌人，绝不会因为他在京城参与国是而停止活动。
暂时的平静，往往预示着更大的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