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华，一个在影视城漂了十年的临时演员。我是个孤儿，十五岁那年离开孤儿院，一个人在这座城市苟活。
十年，足够让一棵小树苗长成参天大树，却没能让我从背景板里脱颖而出。三十八岁的年纪，在镜头前已经演不了年轻人，也够不上老艺术家的分量，卡在中间，像被遗忘在时间夹缝里的灰尘。
那天下午，我又被一个二十出头的小鲜肉当众羞辱。只因我在他念台词时不小心打了个喷嚏。
“哪里找来的群演？一点专业素养都没有！”他指着我的鼻子，那张精致的整容脸上满是嫌恶，“滚出去，换一个！”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陷进掌心，却还是弯腰赔笑：“对不起，李老师，我的错。”
走出片场时，我听见自己的骨头在咔咔作响，不是衰老的声音，是尊严碎裂的声响。回到那间月租八百的出租屋，我踢掉鞋子，一头栽进那张弹簧已经失效的沙发里。
房间只有十五平米，墙壁上的霉斑像是时间的印记，记录着我一年又一年的失败。
夜幕降临，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廉价啤酒，一口气灌下半瓶。然后像是被什么驱使着，掏出手机，点开一个界面粗糙的网站。我需要发泄，需要证明自己还是个活物，而不是片场里一件可以随意替换的道具。
“上门服务，两百一次，四百包夜，三洞、虐待加钱。”广告语直白得刺眼。
我拨通电话，声音沙哑：“要一个，现在过来。”
“地址发来，一小时内到。”对面是个冷漠的女声，像是已经重复了千百遍。
我挂断电话，把地址发过去，又开了一罐啤酒。窗外是影视城永不熄灭的灯光，那些光鲜亮丽的明星们正在高档餐厅里推杯换盏，而我这个连一句台词都说不上的临时演员，只能在这间发霉的出租屋里用最廉价的方式购买一点虚假的温暖。
四十分钟后，敲门声响起。
我摇摇晃晃地起身开门。门口站着一个女人，看起来不到三十岁，穿着劣质的亮片短裙，妆容浓艳却掩不住眼角的疲惫。
她不算漂亮，但身材丰满，身上有股廉价的香水味，混合着烟草的气息。
“是张先生吗？我叫小晴。”她的声音比电话里柔和些，但依然带着职业性的机械。
我点点头，侧身让她进来。她扫了一眼我狭小凌乱的房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像是早已习惯了这种场景。
“先付钱，两百。”她直接伸出手。
我掏出皱巴巴的两张钞票放在她手上。她利落地把钱塞进包里，然后开始脱衣服。
“洗澡吗？”她问，手上动作没停。
“不洗了。”我说，酒精和欲望同时在血管里奔涌。
就在她脱下最后一件衣物时，我忽然瞥见门口似乎有个影子一闪而过。我愣了一下，眯起眼看向门缝，却什么也没有。
“怎么了？”小晴问，已经光着躺在了我那张吱呀作响的床上。
“没什么。”我摇摇头，只当是自己喝多了眼花。
我也脱下衣服，我看见她的逼毛浓郁，两片肉黑得像涂了墨汁，微微张开合不拢，我知道那是做多的缘故。
她的身体很凉，像是刚从冷库里出来。我笨拙地亲吻她的脖颈，她则机械地发出几声配合。
就在我渐入佳境时，房间的灯突然闪烁起来。
“什么情况？”我抬起头，不满地嘟囔。
小晴也微微皱眉：“你这电路老化了吧？”
灯又闪了几下，然后彻底熄灭。房间陷入黑暗，只有窗外远处的霓虹灯透进一丝微弱的光。
“妈的。”我骂了一句，准备起身查看。
就在这时，我看见了一个影子。
就在床边，站着一个模糊的人形轮廓。它没有面目，只是一团更深沉的黑暗，但我能感觉到它在“看”着我们。
小晴也看见了。她倒吸一口冷气，身体瞬间僵硬。
“那...那是什么？”她的声音颤抖着。
我屏住呼吸，一动不敢动。影子缓缓移动，向我们靠近。房间温度骤降，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鬼...”小晴终于从喉咙里挤出一个字。
这个词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恐惧的闸门。我猛地滚下来，手脚并用地爬向门口。小晴也反应过来，抓起自己的包和衣服，跟在我身后。
我们两个赤身裸体，像受惊的兔子一样冲出房间，跌跌撞撞地跑下楼梯。直到冲出楼道，来到街上，我们才停下来，扶着膝盖大口喘气。
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只有远处一个夜宵摊还亮着灯。我们这才意识到自己还光着身子，慌忙把抓在手里的衣服往身上套。
“操！”我边穿裤子边骂，“那是什么鬼东西？”
小晴脸色苍白，嘴唇还在发抖：“我不知道...但我不是第一次见这种事了...我们这行，容易招惹不干净的东西。”
她的话让我后背发凉。我点了一支烟，试图平静下来，但手指依然颤抖。
“去那边坐坐吧。”我指了指远处的夜宵摊。
小晴点点头。我们一前一后走向那个亮着灯的小摊。摊主是个六十岁上下的大妈，身材微胖，脸上有岁月刻下的皱纹，但眼神很亮。她的摊位很小，只摆着三四张折叠桌，锅里冒着热气，散发出食物温暖的香气。
“这么晚还出来啊。”大妈热情地招呼，“吃点啥？”
我要了一碗炒饭，小晴点了炒粉。我们坐在塑料凳上，惊魂未定。
“怎么了你们俩？脸色这么差。”大妈一边炒饭一边问。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刚才的经历告诉了她。小晴在旁边补充细节，我们俩像是两个被吓坏的孩子，急于向大人寻求安慰和解释。
大妈听完，眉头紧锁。“听起来像是跟上你了。”她看着小晴说。
“跟上我？”小晴的声音提高了八度。
“干你们这行的，阴气重，容易招惹那些东西。”大妈压低声音，“它可能是跟着某个客人沾上你的。”
小晴的脸更白了。我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种电视剧里的情节居然发生在我身上。
“那...那怎么办？”我问。
大妈把炒饭和炒粉端到我们面前。“先吃吧，吃完我帮你们看看。”
我们狼吞虎咽地吃完，大妈也已经收好了摊。“跟我来，我带你们去买点东西。”
已是凌晨两点，街道寂静得可怕。大妈推着她的夜宵车，带着我们穿过几条小巷，来到一个24小时营业的丧葬用品店。
她拿了一些纸钱、香烛，还有几个奇怪的小符包，我急忙付了钱。店主见怪不怪，熟练地结账打包。
“这东西真有用？”我怀疑地问。
大妈神秘地笑了笑：“信则有，不信则无。”
回到我的出租楼下，我犹豫着不敢上去。大妈拍拍我的肩膀：“有我在，别怕。”
我们三人走上楼梯，每上一级，我的心跳就加快一分。到达门口时，我已经满头大汗。
门虚掩着，我们离开时太慌张，没来得及关上。大妈推开门，房间里漆黑一片，温度明显比外面低很多。
“开灯。”大妈说。
我摸索着按下开关，灯闪了几下，居然亮了。房间里一片狼藉，但那个影子不见了。
“不一定走了。”大妈低声说，她从袋子里拿出香烛点上，然后又取出纸钱，示意我和小晴坐下。
她嘴里念念有词，绕着房间走了一圈，在每个角落撒下一些糯米。然后她让我们跪在纸钱前，教我们怎么烧。
就在纸钱燃起的瞬间，我突然感到一阵头晕，小晴则直接干呕起来。房间的灯又开始闪烁，墙角出现了一个模糊的影子，比之前更加清晰，甚至能看出大致的人形。
“不要停，继续烧！”大妈命令道，她站起来，面对影子，声音变得严厉：“人鬼殊途，你不该在这里徘徊！拿了钱就走吧！”
影子晃动起来，房间内突然刮起一阵阴风。纸钱的灰烬在空中打旋，形成一个小的旋风。
大妈毫不畏惧，继续念着咒语，声音越来越高亢。突然，她大喝一声：“走！”
影子猛地一颤，然后像烟雾一样逐渐消散。房间的温度恢复正常，灯光也稳定下来。
一切都结束了。
我瘫坐在地上，浑身被汗水湿透。小晴也差不多，她靠在我身上，呼吸急促。
“它走了。”大妈抹了把额头的汗，“短期内应该不会回来了。”
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从钱包里掏出所有现金，塞给大妈：“谢谢您，真的太感谢了！”
大妈推回我的手：“收起来吧，我不靠这个赚钱。”她指了指楼下的方向，“要是真感谢我，以后想吃宵夜来就行。”
我愣在那里，不知该说什么。在这个人人自保的时代，我早已习惯了冷漠和算计，却在一个夜宵摊大妈这里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一定，我们一定常去。”小晴替我说。
大妈笑了笑，收拾好东西：“天快亮了，我该回去了。你们也好好休息。”
她走后，我和小晴面面相觑，既不敢单独离开，也不敢留在这个刚闹过鬼的房间。
“要不...我们去开个房？”我提议。
小晴点点头。
那晚，我们在一家小旅馆开了间钟点房。奇怪的是，经历了这场惊魂，我们并没有继续之前的事，只是和衣躺在床上，聊起了各自的生活。
我告诉她我是如何从一个怀揣演员梦的少年，变成如今这个连一句台词都混不上的临时演员。她告诉我她来自一个小县城，为养活弟弟妹妹才走上这条路。
“我第一次‘接客’那天，哭了一整晚。”她说，眼睛望着天花板，“觉得自己已经死了。”
我侧身看着她，突然发现卸去浓妆的她其实有一张清秀的脸。
“我们都还活着。”我说，伸手擦去她不知不觉滑落的眼泪。
那夜星空卫视在播放《喜剧之王》。
天亮时，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我送她上车时，我突然脱口而出：“下次...下次我还点你。”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傻瓜，你应该说‘我养你啊’。”
我们都笑了，但笑声中有种苦涩的共鸣。
从那天起，我和小晴真的经常去大妈的夜宵摊。有时是一起去，有时是各自去。大妈的摊子没有名字，就摆在影视城后门的一条小街上，来的多是像我们这样的边缘人：群演、保安、保洁、小商贩。
这里不像是个生意场所，更像是个避难所。大妈从来都是热情满满，哪怕你只点一碗最便宜的素面。她几乎记得每个人的名字，知道每个人的故事。
我和小晴的关系也在这种氛围中慢慢发生变化。我们不再是最初的买卖关系，而是成了朋友，然后是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密伙伴。
三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小晴来找我，眼睛红肿，像是刚哭过。
“怎么了？”我问。
她摇摇头，不肯说。那天大妈正好做了红烧肉，硬给我们每人盛了一大碗。“多吃点，看你瘦的。”她对小晴说。
小晴吃着吃着，眼泪就掉进了碗里。
大妈看见了，什么都没问，只是又给她加了个荷包蛋。
那天晚上送小晴回去的路上，她终于告诉我，她弟弟要结婚了，家里向她要五万块钱。
“我上个月刚寄回去三万，现在真的拿不出来了。”她哽咽着说。
我沉默了一会。那时我刚接了一个有点台词的角色，拿到了两千块钱的“大红包”，原本计划买部新手机。
“我这里有三千，你先拿着。”我说，“剩下的我们再想办法。”
小晴停下脚步，看着我：“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街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我想起那晚她说的那句“你应该说‘我养你啊’”，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冲动。
“我...我也不知道。”我挠挠头，“可能就是见不得你难过。”
小晴笑了，眼里的泪花在路灯下闪烁。“你真是个笨蛋。”
“但我这个笨蛋，是真心对你好。”我鼓起勇气抓住她的手，“虽然我现在没什么本事，但我会努力。你...你能不能不要再做那一行了？”
小晴愣住了，然后扑进我怀里，放声大哭。路过的行人纷纷侧目，但我们都顾不上那么多了。
“我好累，我真的好累...”她一遍遍地说。
那晚之后，小晴搬来了我的出租屋。我们像两个溺水的人，在彼此身上找到了救赎。她真的不再接客，而是去一家花店找了份工作，虽然工资只有以前的零头，但她说睡得踏实了。
她做了一个决定，不再和家里有瓜葛，因为她已经仁至义尽了。
我们依然常去大妈的夜宵摊。大妈似乎看出了我们的关系变化，但从不点破，只是每次都会给我们的炒饭里多加个蛋。
两年后，我和小晴结婚了。没有婚礼，只是请大妈和几个常去夜宵摊的熟人吃了顿饭。大妈送了我们一套崭新的床品，说是“嫁妆”。
小晴用我们共同的积蓄，加上我偶尔还能接到几个特约演员的活儿攒下的钱，租了一个小铺面，真的开了一家小花店。店面很小，但她说那是她的天堂。
八年过去了。我们的花店没有扩大，但也没有关门。我早已不再做演员梦，年轻时憧憬的星光璀璨，已被生活的烟火气取代。
我们的孩子六岁了，叫张小雨。她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大妈的那个夜宵摊，因为那里总有好吃的，还有大妈偷偷给她的糖果。
大妈老了，背驼了，但依然每晚出摊。她说她不是为了赚钱，只是舍不得这些需要一口热饭的孩子。
直到那个平常的夜晚，我们没有看到大妈熟悉的身影。她的侄子过来告诉我们，大妈早上去世了，无疾而终，就像她一生一样平静。
参加完大妈的葬礼，我和小晴做了一个决定。我塞了一些钱给她侄子，接手了她的夜宵摊，小晴则继续经营花店。我们给夜宵摊取名叫“回家”，招牌上印着大妈的照片，笑容和蔼如生。
现在的每晚，我都会推着那辆熟悉的餐车，来到影视城后门的那条小街。这里依然聚集着群演、保安、保洁，这些城市的底层人。
我学会了大妈的手艺，也学会了她待人的方式。有时小晴会带着女儿来帮忙，我们就像当年的大妈一样，给这些边缘人一点温暖。
“爸爸，为什么你总是给他们的碗里多加肉？”女儿有一次问我。
我摸摸她的头：“因为大妈以前也是这么做的。”
今夜，影视城依旧灯火通明。一个年轻的临时演员来到我的摊前，他看起来不超过二十岁，脸上还带着梦想的光泽。
“一碗炒饭。”他说，声音疲惫。
我给他炒了饭，特意多加了个荷包蛋和不少肉丝。他感激地看了我一眼，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今天拍戏顺利吗？”我问。
他惊讶地抬头：“您怎么知道我是演员？”
我笑了笑，没有回答。
他吃完后，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十元钱。我推了回去：“这顿我请。”
他愣在那里，然后深深鞠了一躬：“谢谢您！等我将来成了明星，一定百倍报答！”
我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想起曾经的自己。小晴不知何时来到了我身边，递给我一杯热茶。
“想什么呢？”她问。
“想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样子。”我说。
她笑了，眼角的皱纹比年轻时明显了些，但在我眼里却更加动人。
街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就像多年前那个决定在一起的夜晚。生活从未容易过，但在这个城市的角落里，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依然相互取暖，倔强地活着。
远处，影视城的霓虹灯依旧闪烁，讲述着别人的光彩人生。而我们的故事，就像大妈留下的那辆夜宵车，平凡，却承载着属于自己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