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论证会之后，关于陈昊改革方案的讨论，从公开激烈的辩论，转入了更加微妙和复杂的内部酝酿与博弈阶段。
体育总局大楼里，表面一切如常，但暗地里，关于这份方案的种种议论和角力从未停止。陈昊能感觉到，一些原本态度暧昧的官员，在会后与他接触时，言辞变得更加谨慎，甚至刻意保持着距离。那封“万字谏言书”仿佛成了一个烫手山芋，拿在手里，既可能带来政绩，更可能引火烧身。
他尝试主动出击，分别拜访了几位关键部门的负责人和颇具影响力的元老，希望能进一步阐述自己的理念，争取支持。然而，谈话大多停留在务虚层面。对方或是对他的“国际视野”表示赞赏，或是对中国篮球的“特殊性”语重心长，或是强调改革需要“循序渐进”“水到渠成”，但一涉及到方案中具体的、触动利益的条款，如青训体系独立、数据化标准强制推行、教练员认证改革等，便纷纷王顾左右而言他，态度模糊。
阻力无处不在，却又难以捉摸。它不像商业对手那样明确，而是弥漫在程序、规章、人情和固有的思维惯性之中。
时间一天天过去，方案如同石沉大海，再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推进消息。陈昊通过张志远在系统内建立的信息渠道了解到，这份方案在内部流转的过程中，被附加了越来越多的“征求意见”和“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的标签。各个相关部门都提出了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困难”，这些声音汇总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足以让任何激进改革方案慢下来甚至停下来的力量。
触及多方利益且需要巨大投入——这是方案搁浅的核心原因。
青训体系的改革，触动了地方体育局的“奶酪”；教练员认证体系，挑战了原有教练群体的权威和饭碗；数据化的推行，让习惯于经验管理的官员和教练感到不适和威胁；而那天文数字的预算，更是让掌管钱袋子的部门望而却步，谁也不愿为一个前景不明、且可能得罪无数人的计划轻易签字画押。
一个月后，陈昊接到了一位与他私交尚可的副局长打来的电话。电话里，副局长的语气带着官方式的遗憾和安抚。
“陈顾问啊，你的方案，我们组织了多次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大家普遍认为，方向是好的，思路是清晰的，体现了很多先进的理念。”副局长顿了顿，话锋转入核心，“但是呢，里面涉及的很多具体措施，确实比较……超前，牵涉的方面也很广，需要协调的部门和利益很多。仓促推进，恐怕效果不好，甚至可能引发不必要的震荡。”
陈昊握着电话，沉默地听着，心中已然明了。
“所以啊，经过领导班子的慎重考虑，决定暂时将这份方案……搁置一下。”副局长终于说出了那个预料之中的词，“当然，不是否定你的努力和贡献。一些符合当前实际、共识度比较高的建议，比如加强国际交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青训等，我们会积极采纳，逐步推进。至于更全面的改革嘛……还需要时间，需要进一步凝聚共识，等待更成熟的时机。”
“需要进一步研究”、“暂时搁置”、“等待更成熟的时机”……这些官方辞令，如同柔软的棉花，包裹着冰冷的现实——他的宏观改革设想，在旧有体系的巨大惯性面前，遭遇了重挫。
挂断电话，陈昊独自在办公室里坐了许久。窗外，北京的天空灰蒙蒙的，一如他此刻的心情。他付出了心血，描绘了蓝图，却最终未能撬动那坚固的磐石。
一种深沉的无力感包裹着他。但奇怪的是，在这挫败感的深处，反而有一种“果然如此”的释然。他验证了一条路暂时走不通，那么，另一条路，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他没有愤怒，也没有绝望。只是静静地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将“自上而下改革”这一项，轻轻地划去。目光，随之投向了那个早已酝酿于胸的备用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