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校园绿树成荫，几个穿长衫的学生抱着书本从她身边走过，讨论着什么“华北自治”“民族危机”。她的脚步有些沉重，每走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
办公楼在三楼东侧。走廊里很安静，只有她的脚步声在回荡。她在范老师办公室门口停下，深吸一口气，抬手敲门。
“请进。”
她推开门。
范老师正伏在桌案上写着什么，听见动静抬起头，看见是她，眼镜片后的眼睛闪过一丝意外，但很快就恢复了惯常的温和。
“小赵同学？”他放下笔，摘下眼镜，用拇指揉了揉眉心，“你怎么来了？不是说今天请假去……定婚期？”
赵若媚站在门口，没有往里走。她张了张嘴，想说话，但喉咙像被堵住了。
范老师看着她，没有催促。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六月的风涌进来，带着槐花的香味和远处操场上隐约的喧闹声。
“进来坐吧。”他说，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
赵若媚走进去，在靠墙的椅子上坐下。她的背挺得很直，双手放在膝盖上，紧紧攥着那个已经皱得不成样子的小布包。
范老师没有问她，只是倒了一杯水，放在她手边的茶几上。
办公室里很安静。窗外传来隐隐约约的读书声，是英文课，不知是谁正在朗诵雪莱的诗。
“If winter 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赵若媚的眼眶突然红了。
范老师没有打断她，只是静静地等着。
窗外的读书声一浪一浪地涌进来，那些年轻的声音整齐而有力，像春天的第一声惊雷。赵若媚听着，眼泪终于落下来，砸在手背上，洇湿了小布包的一角。
她从没在老师面前哭过。她是好学生，是进步青年，是同学们眼中“有理想、有骨气”的赵若媚。可此刻她什么都顾不上了。
范老师递过来一方叠得整整齐齐的手帕，灰蓝色格子，边角已经洗得发白。
“谢谢老师。”她的声音哽咽着。
“不急。”范老师坐回椅子上，没有看她，而是看向窗外那棵枝叶茂密的槐树，“想哭就哭，哭完了再说。”
赵若媚攥着手帕，指节发白。她没有哭出声，只是眼泪止不住地流，一滴一滴，像瓦莲京娜眼角那道光。
她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
哭那场承德的噩梦？哭这场身不由己的婚姻？哭那个被打的乌眼青、如今却只剩疲惫的王汉彰？还是哭她自己——那个在镜子里看着自己、却认不出是谁的赵若媚？
良久，眼泪终于停了。
她把湿透的手帕叠好，放在茶几边上，声音沙哑：“对不起，范老师，我失态了。”
范老师转过头，看着她。他的目光很温和，但温和之下有一种让人无法回避的认真。
“小赵同学，”他说，“你今天来找我，不是来哭的。你想说什么，现在可以说了。”
赵若媚沉默了很久。
窗外的读书声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取而代之的是下课铃响，操场上渐渐热闹起来，脚步声、笑闹声、篮球拍击地面的咚咚声。这些声音隔着一层玻璃传进来，模糊而遥远，像另一个世界。
“范老师，”她终于开口，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用了全身的力气，“我想去陕北。”
范老师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她，目光里没有惊讶，没有评判，甚至没有追问。他只是等着，等她把话说完。
“可是，我，我又去不了。”赵若媚低下头，看着自己膝盖上那个皱巴巴的小布包，“我知道我去不了。我父母只有我一个女儿，我走了，他们怎么办？王汉彰那边……婚期都定了，满天津卫都知道赵家要跟王家结亲，我要是跑了，我父亲怎么做人？他好不容易保住的职位……”
她的声音越来越低，低得像是在自言自语。“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范老师，我真的不知道。”
她抬起头，眼眶又红了，但这次没有流泪。她的眼睛里有一种近乎绝望的清醒：“我不讨厌王汉彰。真的，我不讨厌他。小时候他对我好，我知道。他救过我的命，我知道。他帮了我家这么大的忙，我都知道。可是……”
她的嘴唇颤抖着：“可是我一想到要嫁给他，一想到要跟他过一辈子，我就……我就喘不上气。”
范老师没有立刻说话。
他从桌上拿起烟盒，抽出一支，点上。淡蓝色的烟雾在他指间升腾，正午的阳光从窗户斜斜地射进来，切割成几道光柱，烟雾在光柱里打着旋，缓缓上升，然后消散。
一支烟抽完，他把烟蒂按灭在烟灰缸里，拧了两圈，确定没有火星了，才开口：“小赵同学，”他的声音依然温和，但比刚才多了一些沉缓，“你读过鲁迅先生的《伤逝》吗？”
赵若媚愣了一下。她没想到范老师会问这个。“读过。”她说，“子君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是啊。”范老师点点头，“子君说，我是我自己的。可是后来呢？”
赵若媚没有回答。
“后来，她死了。”范老师的声音很轻，像在陈述一个遥远的、与己无关的事实，“不是死在封建礼教手里，不是死在社会的压迫里，是死在涓生的沉默里，死在那句‘我已经不爱你了’里。”
他顿了顿。
“小赵同学，你以为去了陕北，就是‘自己是自己的’了？你以为逃开这场婚姻，就能逃开这个吃人的世道？”
赵若媚抬起头，看着他。
范老师的目光越过她，看向窗外那棵槐树。阳光透过叶隙，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陕北不是天堂，”他说，“那里一样有斗争，有牺牲，有无数你想象不到的艰难。但那里有一群人，在用自己的命，给这个病入膏肓的国家找一条出路。”
他收回目光，重新看着赵若媚。
“你愿意去，我当然高兴。组织上需要你这样有文化、有理想、有觉悟的青年。可是小赵同学，你想过没有——去陕北，是革命；留下来，也可以是革命。”
赵若媚的心猛地跳了一下。“留下来？”
“对，留下来。”范老师的声音沉稳有力，“你知道王汉彰现在处在什么位置吗？”
赵若媚摇摇头。
“他手里有泰隆洋行，掌控着南市三不管的地下生意，有英租界的关系网，有青帮的人脉。他在天津卫经营了多年，从一个码头苦力混到今天的地位，靠的不只是运气。这个人有脑子，有手段，而且……”
范老师顿了顿，继续说：“而且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打开，推到赵若媚面前。那是一份手写的情报摘要，字迹很小，密密麻麻。
“我有详细的情报，今年年初，军统天津站曾经试图拉拢王汉彰。王汉彰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但我估计双方已经有所合作。”
他翻过一页。
“今年春天，他和日本天津驻屯军作战课长石原莞尔的副官频繁接触。具体谈了什么，我们不清楚。但会面之后，王汉彰开始在特别一区活动，和日本人的接触明显增多。”
赵若媚的手指收紧。“他……投靠日本人了？”
“目前观察，只是合作？”范老师摇摇头，“茂川秀和带着剧本和演员找上门，他推得掉吗？《塘沽协定》签了，冀东二十二县事实上已经沦陷。日本人在天津的势力只会越来越大。王汉彰要在这个夹缝里活下去，就必须周旋，必须妥协，必须在表面上跟日本人合作。”
他看着赵若媚，目光锐利。
“但合作不等于投靠。周旋不等于效忠。小赵同学，你明白这中间的差别吗？”
赵若媚没有说话。她想起王汉彰在电影院包厢里的脸，想起他说“我付了钱，给了她们工作的机会”时那种疲惫的、自嘲的语气。
她想起他说：“我从来不强迫别人做她不愿意做的事情。”
“他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范老师说，“也不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他是一个在夹缝里求生存的商人，一个被时代裹挟的小人物。他有软肋，有顾忌，有放不下的牵挂——比如他母亲，比如你，比如他手下那些跟他一起从码头上拼杀出来的兄弟。”
他把文件合上，放回抽屉。
“但正因为如此，他才有可能被争取。日本人在拉他，军统在逼他，英国人把他当工具——他身边所有的人都在告诉他，你应该往这边走，往那边走。可他自己的方向呢？他该信谁？该跟谁走？”
范老师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赵若媚，低声问道：“小赵同学，你知道吗，王汉彰的父亲是怎么死的？”
赵若媚点头，声音很低：“被日本监工踢死的。”
“对。一个四三十多岁的修造厂工人，因为替工友出头，讨要拖欠的薪水，得罪了日本人，被日本监工，活活被踢死在车间里。死的时候，王汉彰才十六岁。”
范老师转过身，靠在窗框上。
“你知道他十六岁之后是怎么活过来的吗？他在码头扛过麻包，在南市三不管抢过地盘，在锅伙儿里拼过刀子。他杀过人，也被人追杀过。他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才从老龙头爬到今天这个位置？”
他顿了顿，继续说：“可他从来没有忘记他父亲是怎么死的。也从来没有忘记，谁是他的仇人。”
赵若媚的心像被一只手攥住了。
“所以，”范老师看着她，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她心里，“如果有一天，王汉彰彻底倒向日本人，变成卖国求荣的汉奸，那不是因为他忘了仇，而是因为在他最迷茫、最需要拉一把的时候，我们没有人伸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