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宪：汉末三国的“西陲柱石”，在王朝崩解中坚守的孤臣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东汉王朝的丧钟在洛阳城的宫阙间回荡。这一年，魏王曹丕迫使汉献帝禅位，改元黄初，国号“魏”；远在成都的刘备虽仍以“汉”为号，却已无力逆转天下三分的定局。
就在这新旧王朝交替的乱世中，一位将在四十余年后撑起蜀汉西陲防线的人物——罗宪，于荆州襄阳出生。他的一生，恰与三国时代的尾声紧密交织：从蜀汉的寒门士子，到永安城的守将，再到西晋的藩屏之臣，他以坚守诠释忠诚，以谋略抵御强敌，在历史的夹缝中书写了一段“孤城拒吴”的传奇。
一、荆州士族之后：乱世中的成长与入蜀
罗宪的家族背景，暗藏着汉末荆州士族的迁徙轨迹。其祖父罗蒙，在东汉末年曾任荆州江夏太守，是荆州本土的士族代表之一。
东汉荆州辖境广阔，北据汉沔，南达岭南，既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士族聚居的文化重镇。罗蒙能任江夏太守，可见罗氏在荆州士族圈层中拥有一定的声望与实力——江夏郡地处荆州东部，毗邻东吴，是防御江东的前线，非信任且有能力者不能任之。
不过，罗宪出生时，荆州早已不是东汉末年的“安稳之地”。自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后，荆州被曹操、刘备、孙权三家瓜分：曹操占据南阳郡，刘备据有南郡、零陵、武陵等郡，孙权则掌控江夏、长沙、桂阳等郡。
此后十余年间，孙刘两家围绕荆州归属反复争夺，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遣吕蒙袭取荆州，杀关羽，刘备势力彻底退出荆州——这一年，恰是罗宪出生的前一年。
荆州的易主，迫使罗氏家族不得不重新选择归宿。作为原荆州士族，罗宪一家既不愿归附东吴（毕竟孙权是以“偷袭”方式夺取荆州，且与蜀汉结仇），也无力北上投奔曹魏（南阳郡虽属曹魏，但与江夏郡相隔甚远，且路途被东吴势力阻断）。
最终，在刘备章武元年（公元221年）称帝、建立蜀汉政权后，罗氏家族选择西迁入蜀，依附蜀汉——此时的罗宪，尚是襁褓中的婴儿。
入蜀后的罗氏家族，虽仍保有士族身份，却已失去了在荆州时的根基，沦为“外来士族”，地位远不及益州本土的“东州士”（刘焉、刘璋父子入蜀时带来的北方士族）与“益州士”（本土豪强）。这种“边缘身份”，反而让罗宪从小养成了沉稳、内敛的性格，也让他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学业中。
蜀汉政权虽偏安一隅，却继承了东汉的文化传统，重视儒学教育。罗宪年少时，便拜入蜀汉大儒谯周门下。
谯周是益州巴西郡人，精通经学、史学，曾着《古史考》《仇国论》等书，既是蜀汉的学术领袖，也是后来劝刘禅降魏的关键人物。在谯周的门下，罗宪系统学习了儒家经典与治国方略，尤其在《尚书》《左传》等与“治乱兴衰”相关的典籍上造诣颇深——这为他后来在永安城“以儒治军”、坚守孤城奠定了思想基础。
史载罗宪“为人方亮严整，待士无倦，轻财好施”，这种品格在蜀汉后期的官场中尤为难得。蜀汉建兴年间（公元223-237年），罗宪成年后步入仕途，初任太子舍人——这一职位虽品级不高，却是侍奉太子刘禅的近臣，可见蜀汉朝廷对他的认可。
不过，此时的蜀汉，朝政已逐渐被诸葛亮、蒋琬、费祎等“荆州派”大臣掌控，罗宪作为“外来士族”的后辈，升迁速度缓慢，直到延熙年间（公元238-257年），才升任广汉太守（广汉郡属益州，治所在今四川广汉）。
在广汉太守任上，罗宪展现出了卓越的治理能力。他轻徭薄赋，安抚流民，尤其重视地方教育，修复了因战乱废弃的学宫，让儒学在地方得以传播。
当时的益州，因诸葛亮多次北伐，民生凋敝，广汉郡在罗宪的治理下却“境内安辑，百姓称之”，这为他赢得了“能吏”的声誉。不过，真正让罗宪从“地方官”转变为“军事将领”的，是蜀汉景耀年间（公元258-263年）的政局变动——此时，宦官黄皓专权，蜀汉内部矛盾激化，罗宪因不愿依附黄皓，被排挤出朝廷，调任永安都督府长史。
二、永安守将：蜀汉最后的“东大门”
永安，原名白帝城，位于益州东部，地处长江上游，扼守瞿塘峡口，是蜀汉抵御东吴的“东大门”。
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刘备在夷陵之战中大败于东吴陆逊，退至白帝城，改白帝城为永安宫，并设永安都督府，以李严为第一任永安都督——自此，永安便成为蜀汉东部的军事重镇，常年驻军万人以上。
罗宪调任永安都督府长史时，时任永安都督是阎宇。阎宇是蜀汉后期的将领，虽有一定军事能力，却因依附黄皓而得以升迁，口碑不佳。
罗宪作为长史，相当于永安都督府的“首席幕僚”，负责处理军政文书、协调将领关系、管理后勤补给——这一职位，让罗宪得以全面熟悉永安的防务体系。
在永安的数年里，罗宪做了三件关键之事，为后来的“孤城拒吴”埋下伏笔：
第一，整顿军纪。当时永安驻军因长期无战事，军纪涣散，部分将领甚至克扣军粮、欺压百姓。
罗宪向阎宇进言，要求严惩违纪将领，并重新制定《永安驻军章程》，明确“将士不得扰民、不得私吞军粮”，同时加强士兵的日常训练，尤其重视水战与城防训练——永安地处长江边，东吴军队擅长水战，罗宪的这一举措，恰好针对性地弥补了蜀汉军队的短板。
第二，加固城防。永安城原本是依托白帝城的天然险峻修建，但历经数十年风雨，部分城墙已破损。
罗宪建议阎宇重修城墙，并在城外增设三道防御工事：一是在长江岸边修建“江防堤”，防止东吴水军直接靠岸；二是在城东北的马鞍山修建“了望台”，可监测数十里范围内的敌军动向；三是在城内挖掘“蓄水池”，储存足够的饮用水，以防敌军长期围困。
第三，安抚民心。永安城的百姓多是从荆州、益州其他地区迁徙而来的流民，对蜀汉政权的归属感不强。
罗宪亲自走访百姓，了解他们的疾苦，不仅减免了部分赋税，还组织流民开垦城外的荒地，让百姓“有田可种、有饭可吃”。同时，他还在城内设立“义仓”，储存粮食，以备荒年——这些举措，让永安百姓对罗宪产生了深厚的信任，也为后来的坚守赢得了民心。
就在罗宪有条不紊地巩固永安防务时，蜀汉的命运已走到了尽头。
景耀六年（公元263年）八月，曹魏权臣司马昭派遣钟会、邓艾、诸葛绪三路大军伐蜀：钟会率主力十余万人从汉中进攻，邓艾率三万余人从阴平道偷渡，诸葛绪率三万余人阻断姜维的退路。
同年十一月，邓艾率军偷渡阴平，攻克江油、绵竹，斩杀蜀汉大将诸葛瞻，兵锋直指成都。蜀汉后主刘禅在谯周等大臣的劝说下，决定降魏，派遣使者向邓艾献上降表——至此，立国四十三年的蜀汉政权宣告灭亡。
消息传到永安时，永安都督阎宇正奉命率军西援成都（刘禅降魏前曾下诏令阎宇入援），永安城内仅剩下数千守军，且群龙无首，士兵们人心惶惶，甚至有将领提议“弃城逃走”。
就在这危急关头，罗宪挺身而出，召集全体将士，发表了一段振聋发聩的讲话：“今主上降魏，国已不国，然永安乃蜀汉东藩，若弃城而去，东吴必乘虚而入，百姓将遭涂炭。吾等受国恩多年，当以死坚守，待魏师至，再作区处——此乃忠臣之义也！”
将士们被罗宪的忠诚所打动，纷纷表示“愿随将军坚守”。
罗宪随即代理永安都督之职，全面接管永安防务——此时的他，面临的不仅是城内兵力薄弱的困境，还有来自东吴的巨大威胁。
三、孤城拒吴：在“两国夹缝”中坚守六个月
蜀汉灭亡的消息传到东吴后，东吴景帝孙休立即召开御前会议，商议对策。当时的东吴大臣们普遍认为，蜀汉灭亡后，曹魏的势力将进一步扩张，东吴若不趁机夺取蜀汉的东部领土（尤其是永安、巴东等地），将来必受曹魏威胁。
于是，孙休决定派遣大将盛曼率军西上，以“援救蜀汉”为名，实则伺机夺取永安。
不过，东吴的“援救”意图很快被罗宪识破。当盛曼的军队抵达永安城外时，罗宪派遣使者对盛曼说：“今主上已降魏，蜀汉已亡，若吴师真心援救，当早至；今蜀亡已数月，吴师方至，恐非援救，乃图我也。永安虽小，然将士同心，若吴师强攻，必付惨重代价！”
盛曼见罗宪识破了东吴的意图，又忌惮永安的城防，便暂时撤军。
但东吴并未放弃夺取永安的计划——同年十二月，孙休改派大将步协（东吴名将步骘之子）率军三万，再次进攻永安，这次不再掩饰意图，直接以“夺取巴东”为目标。
步协率军抵达永安后，立即发起猛攻：东吴水军试图突破长江江防堤，登陆攻城；陆军则从马鞍山方向进攻永安城的东北门。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罗宪沉着应对：
针对水军：他命令士兵在江防堤上架设“床弩”（一种大型弩箭，可射穿战船的木板），同时将早已准备好的“火筏”（用易燃材料制成的木筏）顺江而下，冲击东吴水军的战船。东吴水军的战船多为木船，一旦被火筏引燃，便难以扑救，数次进攻均被击退，损失战船数十艘。
针对陆军：他亲自率军驻守东北门，利用马鞍山的地形优势，在山坡上设置“滚石”“擂木”，每当东吴士兵攻至半山腰，便下令推下滚石、擂木，东吴士兵死伤惨重，始终无法靠近城墙。
步协围攻永安十余日，不仅未能破城，反而损失了数千士兵，不得不暂时撤军休整。消息传到东吴建业（今江苏南京），孙休大怒，认为步协“无能”，随即派遣东吴名将陆抗（陆逊之子，时任镇军大将军）率军五万，增援步协——陆抗是东吴后期最杰出的将领，曾多次击败曹魏军队，此次孙休派他出征，可见对永安的重视。
陆抗抵达永安后，并未立即强攻，而是采取了“围而不攻”的策略：
一方面，他命令军队将永安城团团围住，切断城内的粮道与水源（不过，罗宪早已在城内储存了足够的粮食与饮用水，这一策略并未奏效）；另一方面，他派遣使者劝降罗宪，许诺“若降吴，当封你为巴东太守，仍守永安”。
面对陆抗的劝降，罗宪不为所动，回复道：“吾乃蜀汉之臣，今蜀亡，吾当守节，岂能降吴？汝若欲攻，尽管来，吾誓与永安共存亡！”
劝降失败后，陆抗发起了更为猛烈的进攻。他下令建造“云梯”（一种用于攀爬城墙的大型器械）与“冲车”（一种用于撞击城门的大型器械），试图从正面突破永安城的防御。罗宪则亲自登上城墙，指挥士兵抵抗：士兵们用“热油”浇泼云梯上的东吴士兵，用“巨石”撞击冲车，甚至与登上城墙的东吴士兵展开“白刃战”。
在这场惨烈的攻防战中，永安城内的士兵与百姓展现出了惊人的凝聚力：百姓们自发组织起来，为士兵运送粮食、救治伤员，甚至有青壮年百姓拿起武器，加入守城的行列。史载“永安城内，军民同心，无一人叛逃”——这正是罗宪此前安抚民心的成果。
陆抗围攻永安长达六个月（从公元263年十二月至公元264年六月），不仅未能破城，反而因长期围困导致军队士气低落、疫病流行，损失了近万名士兵。而罗宪率领的数千守军，虽也伤亡过半，却始终坚守不退。
就在永安城即将支撑不住时，曹魏的援军终于抵达。原来，司马昭在得知东吴进攻永安后，认为“东吴此举乃觊觎蜀汉故地，若永安失守，曹魏将失去对长江上游的控制”，便派遣大将胡烈率军两万，从汉中出发，进攻东吴的西陵郡（今湖北宜昌）——西陵是东吴的西部重镇，若西陵失守，陆抗的军队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
陆抗得知胡烈进攻西陵的消息后，深知无法再继续围攻永安，只得下令撤军。当陆抗的军队撤离永安城外时，罗宪下令打开城门，率领剩余的士兵“列队送敌”——这一举动，既是对陆抗的尊重（毕竟陆抗是名将），也是对自己坚守成果的宣告。
永安之围解除后，罗宪立即派遣使者前往洛阳，向司马昭献上降表。司马昭对罗宪“孤城拒吴六个月”的壮举极为赞赏，下诏封罗宪为“凌江将军”，仍守永安，并赐爵“万年亭侯”——至此，罗宪从蜀汉的守将，转变为曹魏的藩屏之臣。
四、入晋为官：从“孤臣”到“藩臣”的晚年
公元265年，司马昭去世，其子司马炎逼迫曹魏元帝曹奂禅位，改元泰始，国号“晋”，史称西晋——罗宪的身份，再次从曹魏之臣转变为西晋之臣。
司马炎对罗宪极为信任，不仅保留了他的永安守将之职，还将他升任为“监巴东诸军事”，负责统领蜀汉故地东部的所有军队。此时的罗宪，虽已不再是“孤臣”，却仍坚守着自己的原则：他一方面积极配合西晋朝廷的政策，安抚蜀汉故地的百姓，促进地方稳定；另一方面，他仍保持着对蜀汉的“怀念”，从不主动提及“刘禅降魏”之事，也不与那些曾劝刘禅降魏的大臣（如谯周）过多交往——这种“低调守节”的态度，赢得了西晋朝廷与蜀汉旧臣的双重尊重。
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司马炎为了表彰罗宪的功绩，将他召回洛阳，任命为“给事中”（一种侍奉皇帝左右的近臣，品级不高，但地位重要）。在洛阳期间，罗宪多次向司马炎进言，提出了两项重要建议：
第一，“安抚蜀汉旧臣”。罗宪认为，蜀汉旧臣多有才华，若能加以任用，可增强西晋的统治基础。他向司马炎推荐了蜀汉旧臣陈寿（《三国志》的作者，曾是谯周的弟子）、李密（《陈情表》的作者）等人，认为“陈寿善史学，可任着作郎；李密孝悌，可任太子洗马”——司马炎采纳了他的建议，任命陈寿为着作郎，李密为太子洗马，后来两人均成为西晋的名臣。
第二，“防御东吴”。罗宪认为，东吴虽在永安之战中失利，但仍有一定的实力，且东吴后主孙皓（公元264年即位）残暴嗜杀，若西晋不加强对长江上游的防御，东吴可能会再次发起进攻。他建议司马炎“在永安、西陵等地增兵，加强城防，同时训练水军，为将来灭吴做准备”——这一建议，也为后来西晋灭吴（公元280年）奠定了基础。
泰始三年（公元267年），罗宪因“年迈体弱”，请求辞去“给事中”之职，返回永安养老。司马炎不忍拒绝，便任命他为“使持节、都督巴东诸军事、巴东太守”，让他重返永安——这既是对他的信任，也是对他的照顾。
返回永安后，罗宪并未闲居，而是继续致力于地方治理：他修复了因战乱受损的永安城，安抚了战后的百姓，还组织士兵开垦荒地，发展农业。
史载“永安在罗宪治理下，百姓安居乐业，商旅往来不绝”——永安再次成为长江上游的“繁荣重镇”。
泰始六年（公元270年），罗宪在永安病逝，享年五十一岁。司马炎得知消息后，极为悲痛，下诏追赠罗宪为“安南将军”，谥号“烈侯”，并派使者前往永安，主持罗宪的葬礼。
罗宪的一生，虽没有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悲壮，也没有关羽“威震华夏”的辉煌，却在三国时代的尾声，书写了一段“坚守”的传奇。
他在蜀汉灭亡后，以数千之众抵御东吴十万大军六个月，不仅守住了永安城，更守住了“忠臣之义”；他在入晋后，不卑不亢，既为西晋效力，又不忘蜀汉旧恩，展现了乱世中士大夫的“气节”。
正如《晋书·罗宪传》所评价的：“宪临危处难，保境全民，忠烈之节，堪称晋之藩屏。”罗宪的一生，是汉末三国乱世中“小人物”的缩影，却也是“大忠大义”的典范——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