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那场歇斯底里的争吵后，郑勤跃和马悦，这对夫妻，彻底成了被困在各自牢笼里的困兽，各自舔舐着伤口，也各自盘算着出路。
郑勤跃的牢笼，是那栋被拆了窗户的别墅。
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通过中间人，他向那位综合执法的头目进行一笔数额不菲的“利益输送”。对方收了钱，态度立刻转变，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拍着他的肩膀，像是在传授什么江湖秘诀：“郑总，不是我不帮你，现在是风口上，文件抓得紧。这样，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干，但你不能让同小区其他业主发现，更不能让他们举报。”
得到这个“默许”，郑勤跃知道，这是眼下唯一的活路。他疯了一样地动用所有的人脉，托关系，加价钱，终于找到了几个可靠的工人。此刻的别墅正处于一个最脆弱的阶段：昂贵的实木吊顶已经全部安装完毕，但墙面和地面还只是毛坯。这意味着，只要一场雨，这些吊顶就会彻底报废。
接下来的两天，那栋别墅成了他全部的世界。他像个监工，亲自在现场盯着。工人们小心翼翼地，将一块块木板钉在窗框上，再用钉枪固定。当最后一块巨大的防雨布被牢牢钉死，彻底隔绝了外界的光线和风雨时，郑勤跃看着那些被遮蔽得严严实实的窗口，仿佛亲手为自己的梦想，钉上了一层临时的保护壳。
别墅暂时“安全”了，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他不敢让工人在白天施工。于是，一个荒诞而悲壮的施工方案诞生了。他花三倍于市价的薪资，让工人们直接住进别墅，每到夜深人静时，才开始偷偷施工。郑勤跃自己则成了后勤部长，每天负责采购食物和热饮，定时送到工地。
他别无选择。这是唯一能最快完成装修的方案，哪怕每一分钱，都像是在割他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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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马悦的牢笼，是那个她曾经无比熟悉，如今却无比陌生的敞开式办公室。
这里没有独立的办公室，只有一个属于她的、由一米多高的隔板围起来的工位。桌上，一台电脑，一部电话，一个印着公司Logo的马克杯，就是她的全部领地。
疫情之前，这里对她而言，只是一个偶尔需要回来报到的驿站。她拥有随意进出老板办公室的特权，甚至可以不用坐班，只要月底能拿出漂亮的业绩单。她的时间，都花在了各种高端峰会上，花在了与客户推杯换盏的饭局里，花在了维系她那张巨大而华丽的人情网络上。那时的她，是翱翔于天际的鹰，自由而高傲。
而现在，她被折断了翅膀，关进了这个笼子。
自从那次争吵之后，老板的“宽容”变成了最严苛的束缚。她必须每天早上九点准时打卡，下午六点才能离开。她和其他人一样，坐在工位上，机械地打着电话，做着最基础的电销工作。那些曾经被她视为“杂活”的事情，如今成了她工作的全部。
更让她难以忍受的是环境。她身边坐着的，全是一群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精力旺盛，讨论着她听不懂的网络热梗，分享着廉价的奶茶，为了几百块的提成而欢呼雀跃。他们看她的眼神，混杂着好奇、敬畏，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视——那个传说中很厉害的“马姐”，原来也和我们一样，每天在这里打电话。
马悦感觉自己像一只混进了鸡窝里的凤凰，羽翼已经褪色，却还残留着高傲的姿态。她无法融入他们，也瞧不上他们。她戴着耳机，假装在认真工作，隔绝着周围的喧嚣，但那种格格不入的孤独感，却像潮水一样将她淹没。
从九点到六点，整整九个小时，对她来说是一种漫长的煎熬。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消磨着她的耐心和尊严。她怀念的是自由，是被人仰望的感觉，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钉死在一方小小的工位上，与一群比自己小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一起，为了生存而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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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郑勤跃和马悦，这两只困兽，各自困在了自己的小天地里，暂时都低了头。
一个在黑夜里，为一栋房子耗尽最后的积蓄和心血。
一个在白日里，为一份工作磨平所有的棱角和骄傲。
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各自背负着沉重的枷锁，在无边的黑暗中，艰难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