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治粟内史日日为难，绞尽脑汁也要为秦王、为大军筹措军需钱粮。
就在他愁眉不展之际，太子扶苏与其统领的六部却接连送来惊喜。
比如工部与农部联手研发的耧车、曲辕犁、龙骨水车、高架筒车等新型农具与灌溉器械，极大提升了耕作效率。
这些器具在秦国境内皆以赏赐或兑换形式发放，并未直接带来收益。
但到了其他诸侯国，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早前，秦王嬴政已在治粟内史之下设立内贸令，由巴清担任内贸丞，秘密主持对外交易。
她麾下的商队，便将这些新式农具列为重要货品，暗中向各国兜售。
不过在开卖之前，巴清早已布局多年——凡是所到之处的民间巧匠，能拉拢的便礼聘入秦；不愿来的，也依太子扶苏早前密令，将其全家悄然迁至秦国安置。
这样一来，六国之中原本遍布乡野的工匠队伍，如今已十去其六七。
甚至在清空民匠之后，巴清的商队胆子越发放开，竟开始打起各国官府匠人的主意。
他们主攻方向是各国贵族与公卿阶层，而这群人大多重利。
只需稍加金钱引诱，不少贵族便默许甚至协助将自家掌控的匠户“转手”卖出。
由于出价优厚，起初这些贵族还颇为满意，觉得是一桩稳赚不赔的买卖。
靠着这层关系，各国官办作坊中的匠人也被挖走了三四成。
直到后来，剩下的匠人越来越少，连贵族们也不愿再轻易放手，这笔“生意”才逐渐放缓。
此时，巴清的商队才顺势推出耧车、曲辕犁、龙骨水车、高架筒车等器具，高价售往各国。
虽说是“一锤子买卖”——毕竟各国尚存些许匠人，拆解仿制并非难事——但胜在买家众多：每个封地的贵族买一套，每座城池的卿大夫购一批，积少成多，利润依然可观。
更妙的是，商队还编出一套说辞：“此物乃我等冒死从秦国盗出，明知一旦败露必遭斩首，但念及贵国百姓疾苦，仍甘愿以身犯险，献于君前。”
这套言辞既抬高了器物价值，又博得各国权贵好感，交易自然更为顺畅。
因此，当各国诸侯君主及一众贵族公卿听闻此事后，皆是眉开眼笑，随即又对巴清麾下的商旅队伍大加赏赐，使得这些商人再度顺势捞得一笔额外财货。
随后，诸侯君主与贵族们在得到耧车、曲辕犁、龙骨水车、高架筒车等新型农耕、灌溉与纺织工具后，确实下令手下工匠依样仿造。
整个复制过程颇为顺畅，并未遭遇太多阻碍，很快便成功复刻了出来。
唯一棘手之处在于：此前巴清商队已在各国民间广为招揽乃至强拉工匠，同时又与各国权贵私下行买卖交易，导致如今各诸侯国中掌握技艺的匠人数量大幅锐减。
即便手中握有更先进的器具图样，也难以组织起大规模的生产。
因此，除却各国君主与上层贵族得以享用这些新式工具外，普罗百姓——那些日日在田间劳作的黔首，基本未能触碰到半件。
按常理而言，寻常百姓纵然无法用上这些东西，原本也不会有太大怨言。
毕竟长久以来，凡有新物问世，总是先供庙堂之人享用，已是习以为常之事。
然而问题出在，巴清的商队每至一地，总要在众人眼前亲自演示耧车如何播种、曲辕犁如何翻土、水车如何引水灌溉，将这些省力高效的器具使用得行云流水。
待百姓看得目不转睛、心生向往之时，商队人员便趁机说道：“此等利器，在秦国早已家家户户皆备，百姓无需自费，均由官府无偿分发。”
接着又添一把火：“我等此番前来，正是要把这些好东西献予贵地君主与诸位大人，想必不久之后，也会如秦国一般，惠及民间。”
言语之间还故作体贴地安慰百姓：“诸位且安心等候，待贵国君上与贵族们掌握了这些器具，或许便会效法秦国，推广于民。
秦虽被称‘暴’，尚能如此优待庶民，难道咱们的君主与贵人，反倒不如一个‘暴秦’么？”
这番话听得百姓频频点头，心中信服。
他们心里也想：自家的君主与贵族，品性总该比那苛政横行的秦国强些吧？
可若连秦国都能让平民用上这般利器，而我们这里却只供权贵专享，那这“暴”字，恐怕真要换个归属了。
怀着这样的期待，各地黔首眼巴巴望着巴清的商队，捧着那些精巧器具步入宫室府邸。
而后也的确见到君主与贵族们很快便用上了这些东西，田庄里出现了新犁，渠边架起了水车。
但自此之后，再无下文。
别说分发到百姓手中，便是远远瞧上一眼的机会都不曾再给。
倘若他们不曾听说秦国百姓人人可用，或许还能安于现状、默默承受。
可一旦知晓同为黎民，彼处之人竟已享此便利，而己身仍困于旧法苦役之中，心头难免涌起不甘与愤懑。
虽不至于揭竿而起、犯上作乱，但这股郁结之气，已在民间悄然弥漫开来。
对君上的敬畏未失，却已多了一丝怀疑；对贵族的信任尚存，却已掺进几分失望。
而对于身处秦国的普通百姓而言，其他诸侯国的平民也不免生出几分向往与羡慕之情。
当然，在列国之中，并非无人察觉到这一变化背后的深意。
然而即便有人看透，也无能为力——纵使他们也希望像秦国那样，向庶民分发那些先进的农耕、纺织与水利工具，现实却根本不允许。
其一，各国自身或世家内部早已缺乏足够的匠人资源，来大规模制造这些新式器具；
其二，秦国采取的是“先发放、后兑换”的方式，让百姓提前使用再逐步偿还。
若他国君主或贵族想要效仿，首先就得掂量：自己的国库或家底是否撑得住如此庞大的前期投入？
更关键的是，这项政令能否真正推行下去，仍是未知数。
毕竟其余诸侯国君的权威远不及秦王嬴政那般强势，无法压服国内盘根错节的权贵势力。
一旦提出此类举措，势必引发朝中公卿、官吏之间的激烈争辩。
你来我往地争论不休，或许拖上数月乃至数年，才勉强达成口头共识。
而更多时候，不过是吵得热闹，最终不了了之。
即便最终通过决议，真正落实到地方，又不知要耗费多少时日。
其三，就算他们想从巴清麾下的商队手中购买那些从秦国“偷运”出来的新式器具，也难以大批量购入。
原因显而易见：巴清的商队冒着被发现即斩首的风险，将这些器物悄悄带出国境，自然要抬高价格，动辄溢价数倍，甚至十几倍、几十倍。
若无厚利可图，谁又愿意铤而走险做这等买卖？
因此，多重因素叠加之下，这些提升民生效率的新工具，几乎不可能在其他诸侯国的民间广泛普及。
四年过去，除了各国君主与权贵私有的田庄已陆续配备之外，其余地方仅有极少数本身精通手艺的百姓，凭借见过实物后的粗略印象，自行摸索仿制，才勉强得以使用。
反观秦国，却借由这些器具的对外流转，从列国权贵手中攫取了巨额财富。
然而，这类收入若与纸张带来的利润相比，仍相去甚远。
自古以来，文书多以竹简书写，或用丝帛誊录，前者笨重不便，后者昂贵难承，皆不利于日常使用。
而新出现的纸张则轻薄柔韧，兼具丝帛之细腻却不具其价，拥有金石之耐久却无其沉重。
一经巴清商队悄然推广至列国，立刻在各国君主、贵族、学派学者与天下士人之间掀起热潮。
纸张实在太过轻巧雅致，令人爱不释手。
更何况，哪一家权贵、哪一派学者，没有几卷传世典籍刻于竹简之上？又有谁不渴望将自己的家学或着作，誊写于洁白如雪的纸上呢？
可以说，几乎所有有身份、有学问之人，心中皆怀此愿。
因此，每当巴清的商队冒险将仅限秦国内部使用的“秦纸”偷偷运入他国，消息甫一传出，各国君卿、学派名士便争相抢购，往往瞬间售罄。
近两年来，工部中的墨家弟子还对造纸工艺进行了精进：
例如，在原本纯净的纸浆中掺入天然香料，使成纸自带幽微清香；
又如，在纸张定型时巧妙嵌入各诸侯国的国名印记，使其成为专属定制的“赵纸”、“楚纸”、“魏纸”等品类。
这些升级后的纸张更为精致奢华，深受各国上层青睐，需求日益旺盛，几近供不应求。
于是到了后期，巴清的商队干脆不再经营其他货物，专事纸张贩运，客户也锁定在列国权贵、学派领袖与饱学之士之间，生意愈加兴隆。
毫不夸张地讲，秦国当年灭韩那场大战的军费，大半是靠这几年卖纸挣来的银钱撑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