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年的五一长假，京城的槐花都落了一地，街头巷尾还残留着节日的喧嚣余温。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假期的松弛里，中央纪委的办公大楼却迎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举报信， 足有一万多字，字字如刀，直指向安徽省人民政府时任副省长王怀忠。
信中罗列的罪状触目惊心：买官卖官，将阜阳的官场变成了权钱交易的菜市场；低价批划国有土地，把城市的黄金地段当作私人筹码；操纵城市基本建设项目，让民生工程沦为中饱私囊的工具；更有甚者，大肆收受、索要贿赂，其贪腐行径早已突破底线。这封举报信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中纪委的办案日程里激起了千层浪。
事不宜迟，中纪委迅速会同安徽省人民检察院，组建起一支精干的调查组。调查组的成员们深知，这起案件牵涉省部级高官，且案发地阜阳是王怀忠经营多年的 “地盘”，调查工作注定荆棘丛生。他们悄悄进驻阜阳，如同潜入深水的猎手，开始了秘密侦查。
王怀忠在阜阳深耕多年，从市委书记一路升至副省长，手底下提拔的干部遍布各个部门，批划的土地开发项目更是星罗棋布。要查清他具体收了谁的买官钱，接受了哪个开发商的贿赂，无异于在茫茫人海里抓老鼠，线索繁杂，目标难寻。专案组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办案人员对着阜阳的地图和官员名册反复梳理，却始终找不到突破口。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一位经济犯罪侦查专家的建议点醒了所有人：“贪污贿赂的核心是钱财，他收了那么多钱，不可能凭空消失，只要找到钱财的去向，就能牵出整条利益链。” 这话如醍醐灌顶，专案组立刻调整方向，将调查重点锁定在 “资金流向” 上。举报信只是提供了线索，唯有实打实的证据，才能将王怀忠绳之以法。
很快，专案组从银行系统抽调了十余名查账专家，这些人都是金融领域的 “火眼金睛”，能从密密麻麻的账目里揪出蛛丝马迹。他们进驻阜阳的各家银行，从国有大行到地方信用社，展开了地毯式的排查，重点筛查个人大额存款账户。
数日的不眠不休后，一个名字突然跳入了查账专家的视野 —— 张爱云。
这个名字看似普通，背后却躺着八位数的存款，而她的身份是阜阳市阳光科技开发公司经理，号称 “阜阳首富”。一个民营公司的经理，手握如此巨额财富，本就值得怀疑，可当专家们深入调查这家公司时，更诡异的事情出现了：所谓的 “阳光科技开发公司”，不过是个挂在写字楼里的空壳，没有实际的业务往来，没有办公人员的日常考勤，甚至连一份像样的商业合同都找不出来。
“一个空壳公司的老板，哪来的八位数存款？” 这个疑问盘旋在专案组每个人的心头。与此同时，调查组走访的阜阳当地人士也纷纷透露，张爱云与王怀忠走得极近，坊间甚至有不少关于两人关系非同一般的传言。更有匿名举报信直指，张爱云的巨额财产，实则是王怀忠为避人耳目，挂在她名下的赃款。
专案组立刻将张爱云列为重点调查对象，查账专家顺着她的资金流水溯源，终于发现这笔巨款的源头 ，一家工程公司。这家工程公司有六千多万元的闲置资金，而这些钱，竟是张爱云靠着 “高额返利” 的噱头骗来的。
张爱云的骗术并不高明，却精准抓住了人性的贪婪。她四处游说，声称只要将资金通过她的手存入指定银行，就能拿到远高于市场的利息。在 “高息” 的诱惑下，这家工程公司的负责人动了心，觉得 “反正都是存银行，能多拿钱何乐而不为”，便将六千多万元悉数交给了张爱云。而张爱云拿到钱后，并未按承诺存入指定银行，而是悄悄转入了自己的个人账户，截至调查组发现时，已有近一千万元的现款被她提现，去向不明。
证据链逐渐清晰，专案组果断对张爱云采取了强制措施，将她关押在安徽省肥东县看守所。面对审讯，张爱云起初还百般抵赖，试图掩盖资金的真实用途。但检察院的审讯专家们早已摸透了她的心理，通过政策攻心和证据展示，层层突破她的心理防线。最终，张爱云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不仅交代了诈骗工程公司资金的事实，还吐露了一个惊天秘密：她曾试图用 200 万元 “摆平” 中纪委的调查，而这笔钱，正是王怀忠指使她运作的。
这 200 万的汇款记录，成了撬开王怀忠案的关键缺口。司法机关根据张爱云的供述，连夜抓捕了知情人杨英宇。杨英宇被抓获后，自知难以隐瞒，很快就交代了实情：是王怀忠亲自安排他找一个叫李周的人取钱，再将钱转交给张爱云，用于 “疏通中纪委的关系”。
有了张爱云、杨英宇、李周三人的口供，专案组顺藤摸瓜，兵分几路赶赴东北三省和西南地区，先后将陈思宇、孙德文、刘惠民三人抓获。这三人，正是那场 “200 万摆平中纪委” 骗局的核心策划者。
其中，陈思宇被专案组视作关键人物。他被抓时，一口咬定自己是 “台商”，操着一口蹩脚的台湾腔，试图用身份掩盖罪行。可专案组的办案人员一眼就看出了破绽， 他的穿着打扮、言行举止，完全没有台商的气质，反倒透着一股江湖气。
“既然你是台胞，那说几句闽南话听听吧。” 办案人员不动声色地问道。
陈思宇瞬间愣住了，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支支吾吾地说：“我们不讲闽南话，只讲港台话。”
这话一出，办案人员心里更是了然。常年与台商打交道的人都知道，台湾地区的主流方言就是闽南语，而香港说的是粤语，根本没有 “港台话” 这种说法。办案人员没有戳穿他，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继续表演。
“你说你姓陈，是哪个‘陈’？” 办案人员又问。
“不是陈旧的陈，是耳东陈。” 陈思宇脱口而出，语气里还带着几分故作的笃定。
办案人员强忍着笑意，递给他一张纸和一支笔：“那把你的名字写下来吧。”
陈思宇硬着头皮写下 “陈思宇” 三个字，用的却是简体字。这一细节再次暴露了他的谎言，台湾地区一直使用繁体字，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不可能用简体字书写自己的名字。
办案人员随即写下一个繁体的 “陈” 字，递到陈思宇面前：“这个字你认识吗？”
陈思宇盯着那个字看了半天，脸上露出不耐烦的神情：“中国字这么多，我哪能全认识？我又不是活字典。”
“你姓陈，连自己姓氏的繁体字都不认识，算什么台商？” 办案人员说着，又拿出一份台湾报纸放在他面前，“你看看，台湾的报纸有简体字吗？”
铁证面前，陈思宇再也演不下去了，耷拉着脑袋交代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根本不是什么台商，也不是陈果夫的后代，真名叫侯万青，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农民，专靠欺骗贪官污吏为生。
随着侯万青、孙德文、刘惠民的落网，那场荒诞的 “200 万摆平中纪委” 骗局，终于完整地展现在专案组面前。而这一切的开端，还要从张爱云为儿子找工作说起。
2000 年 11 月 28 日，北京的初冬已透着刺骨的寒意，街头的杨树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桠伸向灰蒙蒙的天空。张爱云专程从阜阳赶到北京，只为给从部队复员的儿子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儿子在北京待过几年，早已习惯了首都的繁华，实在不愿回到阜阳那个小城过平淡的日子，便缠着母亲想办法。张爱云心疼儿子，便满口答应下来，想着凭自己在阜阳的人脉，总能在北京给儿子谋个立身之地。
母子俩约在北京国际饭店碰头，儿子见到张爱云，一脸兴奋地说：“妈，真巧，我以前部队的一位首长也在这儿，听说我要找工作，说能帮上忙。”
张爱云闻言大喜，当即决定晚上请这位 “首长” 吃顿饭，好好答谢一番。当晚，母子俩在饭店的包间里等了足足四五十分钟，那位 “首长” 却迟迟未到。儿子有些着急，张爱云却拍了拍他的手：“你不懂，官越大，架子就越大，咱们再等等。”
终于，包间的门被推开，三个男人走了进来。为首的中年人约莫五十岁，穿着一身名牌西装，一进门就抱拳拱手，操着一口浓重的台湾腔：“对不起啦，太忙了啦，到处有人请我赴宴，好不容易推掉了，特意来跟你们娘俩聊聊。”
落座后，男人故作高深地自我介绍：“记住了，我叫陈思宇，‘思宇’就是思考宇宙的意思，我每天都琢磨大问题，小事情从来不屑管的。我是陈果夫的后代，你们知道国民党四大家族吧？蒋宋孔陈，我家祖上就是那个‘陈’，我是台湾的大珠宝商，在大陆跟国家领导人、国家安全部都走得很近，别人都叫我‘陈大特务’呢。”
这番吹嘘听得张爱云母子目瞪口呆，还没等他们回过神，陈思宇又指了指身边的两个人：“这位是孙德文教授，中央首长的秘书；这位是刘惠民先生，身份特殊，暂时不能透露。他们俩的背景，可都厉害得很。”
张爱云心里犯嘀咕，却不敢表露分毫，只当是遇上了大人物。就在这时，陈思宇突然话锋一转，盯着张爱云问道：“听你家公子说，你是安徽阜阳人？”
“是，我土生土长的阜阳人。” 张爱云连忙点头，态度恭谨。
陈思宇咧嘴一笑，突然说出一句阜阳的顺口溜：“只要反腐不放松，早晚揪出王坏总。”
“王坏总” 三个字一出，张爱云的手猛地一颤，手里的筷子 “啪嗒” 一声掉在地上。她太清楚这三个字指的是谁了，正是王怀忠，阜阳百姓私下里都这么叫他，还给他起了 “王三一”“王大蛋” 甚至更难听的绰号，只因他的贪腐和专断早已惹得天怒人怨。
张爱云的失态被陈思宇看在眼里，他故意装作没看见，继续说道：“老百姓都这么骂他，你不会没听过吧？”
张爱云强装镇定：“您说的是王省长？”
“什么王省长，不过是个副省长罢了。” 陈思宇撇撇嘴，“我跟他很熟，他在阜阳当市委书记的时候，我们经常来往。” 说完，他突然瞪大了眼睛，死死盯着张爱云，那眼神像是要把她看穿。
张爱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对方是冲着王怀忠来的，便小心翼翼地问：“陈首长，您是不是有什么话不方便说？”
陈思宇见她上了钩，立刻站起身，朝包间外挥了挥手，对两个女服务员说：“你们出去等着，我不叫你们，不许进来。”
服务员退出去后，包间里的气氛瞬间凝重起来。陈思宇压低声音，故作神秘地说：“也没什么不方便的，就是替你那位王副省长着急。前两天，孙德文教授给中纪委转了一封举报信，专门举报他的，现在举报信就搁在中纪委的办公桌上，中纪委马上就要查他了。”
说到这里，陈思宇故意停住，端起茶杯慢悠悠地喝了一口。张爱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连忙追问道：“陈首长，那您有办法帮着摆平吗？”
“办法倒是有，” 陈思宇放下茶杯，一脸为难，“要把举报信从纪委拿出来，得找人疏通关系，只是这活动经费，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张爱云不敢耽搁，立刻给王怀忠打了电话，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王怀忠本就因举报信的事惶惶不可终日，一听有人能 “摆平” 中纪委，竟丝毫没有怀疑这是个骗局，第二天一大早就急匆匆赶到北京国际饭店。
他带来了几幅名贵的字画，还有三箱安徽名酒， 古井贡、口子窖、金种子，又拿出 10 万人民币和 1 万美金，放在桌上说：“陈先生，这些都是小意思，不成敬意。”
接着，王怀忠又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把中纪委的举报信拿出来；二是帮他调离安徽，到外省任职；三是把他的死对头肖作新从严判决。陈思宇见他如此轻信，心里乐开了花，表面上却装作胸有成竹的样子，一口答应了所有要求，还狮子大开口：“王省长的这三件事，每办成一件，要收 100 万人民币。”
王怀忠此时只求自保，哪里还在乎钱，当即满口答应。而巧合的是，就在王怀忠到北京的当天，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肖作新被判处无期徒刑。孙德文在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立刻伪造了一封六页纸的举报信，还特意用红笔在 “罪状” 下面画了红线，假装是领导批阅过的样子，然后拿着举报信和报纸找到张爱云，声称 “事情已经办成了一半”，催着要 200 万的活动经费。
王怀忠看到报纸和假举报信，竟真的以为陈思宇有通天本事，立刻给关系密切的某集团总经理李周打了电话。1996 年到 1999 年，王怀忠担任阜阳市委书记期间，曾为李周的房地产公司减免了城市建设配套费、固定资产投资调节税共计 587 万余元，还在阜阳黄金地段无偿批地，让他兴建国贸大厦，给国家造成了 400 多万元的直接损失。李周对王怀忠的要求自然是有求必应，接到电话后立刻准备了 200 万。
随后，王怀忠又让亲信杨英宇从李周那里取了钱，交给张爱云。张爱云按照杨英宇的吩咐，先拿了 120 万交给陈思宇，剩下的 80 万则约定等事情全部办成后再付。而王怀忠投入的 130 万人民币和 1 万美元，换来的不过是一封伪造的举报信和一张街边买的北京晚报，这场荒唐的骗局，最终成了压垮他的第一根稻草。
事实上，王怀忠的贪腐和专断，早已在阜阳留下了斑斑劣迹。他担任阜阳市委书记期间，极度膨胀的权力欲让他变得越发狂妄，甚至放言：“阜阳有 1220 万人口，比上海还多，上海的市委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我为什么不行？” 他还立下 “豪言壮语”，要把阜阳建成 “国际大都市”，喊出了 “赶上海，超合肥，构建工业大走廊，营造外贸大都市” 的口号，还提出要组建 “十大农业舰队”“五大农业工程”，扬言要让阜阳 “纵横于京九龙海之上，崛起于华东中原之间”。
为了打造 “国际大都市” 的门面，王怀忠嫌阜阳现有的飞机场太小，只能起降小型专线飞机，执意要建一个能开通国际航班的大型机场。他不顾阜阳的经济实力和实际需求，强令全市的工人、教师、农民每人缴纳几百元的机场建设费，最终耗资 3.2 亿元建成了一座 “巨型机场”。可这座机场建成后，每年的客流量不足 600 人次，别说国际航班，就连国内航班都寥寥无几，机场的跑道旁渐渐长满了野草，候机大厅里甚至被附近的村民用来养鸡养鸭，成了当地百姓口中的笑柄。
王怀忠的老家亳州以养黄牛闻名，1995 年，他突发奇想，要把亳州打造成 “全国乃至世界的黄牛金三角”，还提出 “赶着黄牛奔小康” 的口号。可口号喊得再响，也改变不了当地黄牛存栏量只有几十万头的事实。1998 年夏天，为了迎接全国黄牛工作会议，王怀忠把亳州市下辖的蒙城、涡阳、利辛三县的主要领导叫到家里开会，要求他们在七天内，在三县交界的公路边上搭建起 15 公里长的牛棚，还勒令附近乡镇的养殖户每户至少拉一头牛拴在棚里供参观，没有牛的农户就去租、去借，费用由县里报销。这一折腾，倒是让当地出租黄牛的老板狠狠赚了一笔，而这场 “黄牛盛会”，最终也只是一场自欺欺人的闹剧。
更离谱的是，王怀忠去东南亚考察一趟后，竟提出要在阜阳修建 “龙潭虎穴”，打造 “全世界最大的动物园”，扬言要养老虎、养鳄鱼。为此，他又大肆举债，折腾了三年，最终建成的动物园里，只有两头瘦弱的小老虎，其余的不过是些鸡鸭鹅兔，再次沦为笑谈。
在阜阳的官场，王怀忠的话就是 “圣旨”。当地百姓流传着一句话：“王坏种吼一吼，阜阳 1300 万人抖三抖。”1998 年年末，他收的贿赂太多，担心提拔的人不够 “贴心”，竟直接找来组织部长，递给他一份包含 75 名干部的任命意见，要求组织部以此为蓝本向书记办公会汇报。名单里不乏一些不称职的人，可组织部长慑于他的权威，不敢有半句反对。彼时的阜阳，几乎成了王怀忠的 “独立王国”，人们私下里都叫他 “阜阳王”。
1998 年中秋节前一天，王怀忠对家里的保姆说：“明天过节，肯定有不少人来拜访，这是下属的心意，不好拒绝。但人多嘴杂，有些话不方便说，你就跟来的人说，每个人谈工作不能超过五分钟。”
保姆记下了吩咐，心里却清楚，所谓的 “谈工作”，不过是送礼的幌子。
中秋节当天，天刚蒙蒙亮，王怀忠家的门口就开始有车陆续停靠。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前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有阜阳各区县的官员，有房地产开发商，还有各种企业的老板，每个人手里都提着精致的礼盒，或是揣着厚厚的信封，脸上堆着谄媚的笑容。
到了晚上，王家门前更是排起了长队，队伍从家门口一直延伸到小区门口，足有几十米长。保姆按照王怀忠的要求，挨个对前来的人说：“王书记很忙，谈话不要超过五分钟。”
这些官场和商场上的 “老油条” 们心里都门儿清，哪会真的占用五分钟时间。有人走进客厅，放下手里的东西，只说一句 “王书记节日快乐”，放下名片就转身离开；有人甚至连话都不说，把装着现金的信封塞到茶几底下，鞠个躬就匆匆离去。王怀忠坐在沙发上，眼皮都懒得抬，只是偶尔点点头，任由这些人进进出出。
直到深夜十二点多，最后一个送礼的人才离开。保姆收拾客厅时，发现茶几上、沙发旁、墙角处，堆满了礼盒、信封和银行卡，她粗略数了数，光是现金就有几十万，还有不少名贵的字画、玉器和烟酒。而这，不过是王怀忠收礼生涯中极其普通的一天。
经司法机关查明，王怀忠利用担任阜阳市委书记、安徽省副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土地审批、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 16 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 236 万元、澳币 1.4 万元；另外，他还多次主动向他人索取贿赂，数额高达人民币 275 万元，其受贿数额总计折合人民币 517.1 万元。在 90 年代末，这笔钱相当于普通百姓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收入，其贪腐程度令人咋舌。
2003 年，王怀忠案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法庭上，公诉机关出示了大量证据：银行流水记录着他收受的赃款去向，证人证言还原了他买官卖官的细节，土地审批文件暴露了他低价批地的猫腻…… 铁证如山，可王怀忠却始终拒不认罪。
他坐在被告席上，梗着脖子，面对法官的提问要么沉默不语，要么百般狡辩。当公诉人质问他为何收受李周的贿赂时，他辩称 “这是正常的人情往来”；当被问及为何强行摊派机场建设费时，他又说 “是为了阜阳的发展”。甚至在庭审间隙，他还对身边的法警说：“我管过政法，还不知道这里面的门道？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他的嚣张和顽固，让合议庭的法官们极为愤慨。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怀忠受贿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及危害后果特别严重，且在确凿证据面前拒不认罪，态度极为恶劣，依法应予严惩。最终，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王怀忠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一审判决后，王怀忠不服，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驳回了他的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
其实，王怀忠并非毫无能力。他出身贫寒，最早只是亳州一个生产队的农技员，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从基层干起，当过公社书记、县长、市长，最终坐上了副省长的位置。在他早年的工作中，也曾为地方做过一些实事，比如推广农业技术、修建乡村公路，这也是他能一步步晋升的原因。
但随着权力越来越大，他的欲望也开始膨胀。他不再满足于为百姓做事，而是把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把官场当作自己的 “私人领地”。他高估了自己的权力，以为在阜阳一手遮天，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他高估了自己的 “人脉”，以为靠几十万的钱财和字画，就能摆平中纪委的调查；他甚至高估了自己的 “智商”，轻易就落入了一个东北农民设下的骗局，最终让那 200 万的贿款成为了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
死刑核准的消息传来时，王怀忠终于慌了。他不再像庭审时那样嚣张，整日坐在看守所的牢房里，对着窗外发呆。临刑前，狱警拿来了他家人送来的东西，其中有一张他小孙子的照片。他颤抖着接过照片，用粗糙的手指轻轻摩挲着孙子的笑脸，一遍又一遍地亲吻着照片，泪水顺着脸颊滑落，滴在照片上晕开了小小的水渍。
他叫来狱警，托人给儿子和儿媳妇带话：“别告诉孙子我去哪了，就说我出国了，去很远的地方工作了。” 直到这时，他才流露出一丝后悔，喃喃自语道：“要是当初能收敛一点，要是当初能听劝，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
可世上没有后悔药，法律的制裁从来不会因为悔恨而缺席。2004 年 2 月 12 日，春节的年味还未散尽，58 岁的王怀忠在山东省济南市被执行注射死刑。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 “阜阳王”，最终为自己的贪腐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