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晚。苏晚。
我靠在车窗上，雨水顺着玻璃往下淌，把我的倒影冲刷成一团模糊的色块。十七年了，我有整整十七年没有想起过这个名字。不是忘了，是不敢想。我把她和我十九岁那年的所有事情一起打包，塞进记忆最深处的角落，用二十年的打工生涯在上面压了一层又一层，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翻开来。
可那些从钢筋里长出来的心形叶片，一刀一刀地剜开了那些我用二十年包装起来的痂壳。
苏晚是隔壁村的人，比我小一岁，我们念同一所镇上的初中。她成绩好，话不多，永远坐在教室靠窗的位置，喜欢在课本空白处画一些小东西——叶子、花朵、蒲公英，画得很好，像印刷上去的一样精致。
我成绩不好，坐在最后一排，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等放学了去河里摸鱼。我和苏晚之间隔了八排课桌的距离，这个距离在我整个初中生涯里都没有缩短过。
真正认识她是在初三快毕业的时候。那年春天的雨下得特别大，教室里到处漏水，苏晚的座位正好在漏水的正下方，她的课本被淋湿了大半。课本干了之后皱巴巴的，很多页粘在一起打不开了。她趴在桌上哭，不出声的那种，只是一抽一抽地抖肩膀。
我鬼使神差地把自己那套还算完好的课本递了过去。
苏晚抬起头看我，眼睛红红的，鼻尖也红红的。她看了我很长时间，然后接过课本，翻开第一页，用铅笔画了一颗心，很小，很轻，在页边角的位置，不仔细看根本注意不到。她把这颗心推回我面前的时候，整张脸红得像教室外面那棵被雨打湿的枫树。
我没说谢谢，她也什么都没说。
后来中考结束，她去县城念高中，我分数不够，去了市里的技校。走了不同的路，距离反而近了。那时候手机还不普及，我们写信，每个月两封，信里全是些无聊的事情——食堂的饭菜、宿舍的趣事、某场球赛的比分。她的信总是写得很长，字迹工整，有时候在信的末尾画一朵小花或者一片叶子。
技校第二年，我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坐了四个小时的中巴车去找她。我在她们学校门口等了快两个小时，看见她从校门里走出来，穿着白色校服，头发比我记忆中长了很多，扎成一把马尾在脑后晃来晃去。
她说你怎么来了。语气很平静，但耳朵红了。
我说我来看看你。
她低下头笑了一下，说那你等我一下，我回去拿个东西。她转身跑了，马尾在背后一跳一跳的。我等了大概十分钟，她跑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信封，厚厚的，递给我。
“回去再看。”她说。
我坐中巴车回技校的路上就把信封拆开了。里面是一幅画，画在一个硬纸板上，用彩色铅笔画的——一棵树，树干粗壮，枝叶繁茂，每片叶子都画得很细致，我能看出是银杏叶的形状。树下面站着两个人，一大一小，都看不清脸，但我知道那个大的是我，小的是她。
画的背面写着：等我们长大了，在老家盖一栋大房子，院子里种一棵银杏树。
信的末尾画了一颗心。
我没有回这封信。
不是不想回，是不敢。就在我去找她的前一个星期，我妈打电话到技校传达室，告诉我爸在工地上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了，脊椎断了，下半辈子可能站不起来了。那时候妹妹才十三岁，还在念初中。我妈在电话里哭，说陈默你爸废了，这个家全靠你了。
十九岁的我就这么把那个叫苏晚的姑娘从我的世界里连根拔了。拔得很干净，干净到我用二十年时间告诉自己，我不记得她长什么样子了。可我骗不了自己，因为当我站在我家二楼卧室门口，看着天花板上那张从植物里长出来的脸的时候，我第一眼就认出了她。
那是苏晚。十九岁时候的苏晚，而不是三十六岁的苏晚。皮肤白白净净的，眉毛弯弯的，嘴唇薄薄的，有一点点像在笑，又有一点点像要哭。和我记忆里最后一次见她时一模一样。
可她已经不是十九岁了。她跟我一样，今年三十六了。如果她还活着的话。
“你答应过我的。”
天花板上那张脸又开口了。声音比刚才大了一些，但还是那种很干很脆的质感，像枯树叶在脚下碎裂的声音。叶片们震颤得更厉害了，整面天花板都在微微晃动，细碎的水泥灰簌簌地从裂缝里掉下来，落在我的头发上、肩膀上。
“我没有答应你。”我说。声音很哑，像是被什么堵住了喉咙，发出的声音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
“你有。”那张脸说。她甚至眨了眨眼睛，那些密布在天花板上的枝条跟着这个动作抖动了一下，发出更明显的咯吱声，这次我听清楚了，那不是植物的声音，那是钢筋被弯折的声音。她不是长在水泥里，她是长在钢筋里。这栋房子二楼的钢筋骨架，此刻正在我头顶上缓慢地变形，像一个沉睡的人翻了个身。
“你说过的，要盖一栋大房子，院子里种一棵银杏树。”那张脸的声音逐渐清晰起来，像是在慢慢找回发声的技巧，不再那么枯涩了。“陈默，我一直在等。”
我往后退了一步，后脚跟碰到了门槛。镰刀还攥在手里，可我不知道要用它来干什么。砍那些枝叶？砍那张脸？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也许我得了什么脑瘤，产生了幻觉。也许这场雨下了太久，屋子里长了霉菌，我吸入了大量霉菌孢子，中毒了。也许这只是一场梦，一场从我在钢筋上看见那些绿芽的时候就开始了的噩梦。
“这不是梦。”苏晚的脸说，像是看穿了我的想法，“你摸摸。”
一根细长的枝条从天花板上垂下来，像蛇一样在空中扭动了几下，然后缓缓伸到我面前。枝条的顶端，顶着一片心形的嫩叶。我看着这片叶子，看着它在我面前微微颤抖，雨水从敞开的窗户飘进来，在叶片上凝成一颗颗水珠。
我没摸。
我把镰刀举起来了。
“你要砍我吗？”苏晚的声音忽然变了，不再是那种干涩的植物摩擦声，而是变得像我从记忆深处挖出来的那个声音一样，轻轻的，软软的，带着一点委屈和不解。“陈默，你要砍我吗？”
镰刀停在半空中。
我十九岁的时候没能回那封信。我三十六岁的时候站在这栋我用二十年的命换来的房子里，举着一把镰刀，对着一个从钢筋里长出来的、属于十九岁的苏晚。
“你已经死了。”我说。声音在发抖，镰刀在发抖，我的整个人都在发抖。“苏晚已经死了，你不是她。”
那张脸上安静了片刻。然后她笑了，不是开心地笑，也不是嘲讽地笑，而是一种很缓慢很疲惫的笑，像是一个在黑暗里等了太久的人终于听到了一个意料之中的答案。
“你怎么知道的？”她问。
我放下镰刀。
我怎么知道的。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答案。因为如果她还活着，她不会用这种方式出现在我面前。从钢筋里长出来，没有人能从一个事实里长出来。她一定是死了，带着她十九岁那年的所有期待和失望，死在了某个我不知道的时间和地点，然后被种进了这栋房子的钢筋里。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她把自己种进来的。
“陈默，你还记得你是什么时候从技校退学的吗？”苏晚的声音从头顶传下来，天花板上那些枝叶停止了蠕动，整张脸安静地嵌在那些心形叶片中间，像一幅挂在墙上的画。
我当然记得。二〇〇九年三月十七日。那天我去找老李开了一张四个半月的工资条，一共三千二百块钱，这就是我在技校待了四个半月挣到的全部身家。我把退学手续办完，在食堂打了一份红烧肉盖饭，吃到一半就没胃口了。放下筷子的时候，我想起苏晚信里画的那些东西——房子、银杏树、两个人。
我把这份红烧肉盖饭和这些想法一起扔进了垃圾桶。
“你退学那天晚上，给我打了个电话。”苏晚的声音越来越稳了，像是在念一段早就背熟的台词，“你记不记得你说了什么？”
我握着镰刀，指节发疼。
我记得。
我怎么可能不记得。那天晚上，在技校门口的公用电话亭，我用一张十块钱的Ic卡拨通了苏晚她们宿舍楼的电话。等了很久，是楼管阿姨接的，我说找苏晚。又是很久，苏晚来了，电话那头传来她略微气喘的声音，像是从楼上跑下来的。
“苏晚。”我说，“我们以后别联系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长时间，长到我以为她已经挂了。久到那张Ic卡上那个十块钱的余额一点一点地被占用时间消耗掉，从十块变成九块六，从九块六变成九块二。最后她说：“好。”
一个字。
只有一个字。没有问为什么，没有哭，没有大吵大闹，就一个字，好。
我挂了电话。Ic卡上还剩八块七。
“你说了别联系，”天花板上那张脸的声音开始变得不对劲了，像是什么东西在开裂，“所以我没再联系你。”
所以我没再联系你。
这六个字被她说出来的时候，整个二楼都在震动。天花板上那些心形叶片剧烈地抖动，发出沙沙的巨响，像暴雨打在铁皮屋顶上。裂缝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她周围蔓延开来，水泥碎块大块大块地往下掉，砸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钢筋的咯吱声变成了嘎嘎声，一声接一声，像什么东西正在被拧断。
我抱住头蹲下来，水泥灰和碎屑落在我的背上，镰刀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震动持续了大概十几秒才慢慢停下来，我抬起头的时候，天花板上那张脸离我更近了。不是错觉，那些枝条确实变长了，垂得更低了，苏晚的脸从原本距离地面将近三米的位置，现在降到了不到两米半，我甚至能看清她脸上那些细密的纹路——不是皱纹，是叶脉一样的纹路，从眼角向太阳穴蔓延，从鼻翼向嘴角扩散。
“我没有死，陈默。”苏晚说，脸上的表情变得古怪起来，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哭，又像是在做某种介于两者之间的、我们这种普通人一辈子都不会在活人脸上见到的表情。“我只是没有离开过。”
我不理解她在说什么。但我开始感到恐惧，不是那种看到怪物时的恐惧，而是一种更深的、更古老的恐惧，像是某种刻在基因里的东西被唤醒了。从土里长出来的东西，从钢筋里长出来的东西，从任何不应该是它们生长的地方长出来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带着同一个信息：你的世界是荒谬的，你所以为的一切都不是真的。
我捡起地上的镰刀，转身跑下了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