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的晨光刚漫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将金角湾的海水染成蜜色。加拉太塔下的市集已经喧闹起来，穿长袍的商人正掀开香料摊的布帘，肉桂与藏红花的香气混着晨露漫出来，撞上对面摊位飘来的烤鹰嘴豆味，在石板路上缠成一团暖融融的雾。市集尽头的茶馆里，几个戴头巾的妇人正用铜壶煮着土耳其咖啡，壶底的焦香钻出门缝，引得路过的明朝商人驻足——他衣襟上还别着南京造的珐琅徽章，上面“大明”二字在阳光下闪着光。
“听说了吗？苏丹的妹妹要嫁去南京了。”穿绿袍的茶馆老板擦着铜杯，声音压得低，却被邻桌穿明式圆领袍的书生听见。书生手里的《几何原本》译本摊在桌上，书页间夹着张 Istanbul 到 Nanjing 的船票，墨迹还新鲜。
“何止啊，”隔壁卖丝绸的摊主探过头，手里比划着刺绣的针脚，“嫁妆里有二十匹金线织的‘回回锦’，还是按明朝的花样绣的——你看这缠枝莲，瓣尖特意绣成了月牙形，说是取‘明土一家’的意思。”他说着展开一匹锦缎，金线在晨光里流淌，把明朝的莲纹和土耳其的新月纹缠成了麻花。
城郊的清真寺正在翻修，脚手架上既有戴小帽的土耳其工匠，也有穿短打的明朝泥水匠。“这块砖得按南京城墙的法子砌，”泥水匠拍了拍砖缝，手里的铅锤是郑和宝船上拆下来的，“歪一分都得重砌，咱们陛下说了，‘墙不正，心就歪’。”旁边的土耳其工匠笑着摇头，却还是按他说的调了调砖的角度，脚手架下堆着的琉璃瓦，一半是伊兹尼克的钴蓝，一半是景德镇的孔雀绿，风一吹，光影在砖墙上晃成了万花筒。
正午的大巴扎里，穿长袍的土耳其掌柜正用算盘算账，算珠噼啪声里混着南京话的“一、二、三”。他柜台上摆着两样秤：左边是土耳其的铜秤，秤砣铸着新月；右边是明朝的杆秤，秤星刻着汉字“两”。有客人来买葡萄干，他先拿起铜秤称了称，又用杆秤复核一遍，笑着说：“多给你三钱，算明朝的‘添头’。”客人接过来，发现袋子上印着双语标签，左边是阿拉伯文的“甜”，右边是汉字的“蜜”。
傍晚的码头最热闹。明朝来的货船刚靠岸，船员们扛着景德镇的青花瓷，舱底却露出几个土耳其陶瓮——里面腌着橄榄，是按南京酱菜的法子泡的，坛口封着明式的红绸，绸角坠着个小铜铃，一晃就叮叮当当地唱。码头上的脚夫既有戴头巾的，也有扎方巾的，喊着号子把货卸下来，号子声里既有“嘿呦”的土语调子，也混着“嗨哟”的汉语尾音，在暮色里揉成了一团。
苏丹的书房里，烛火照着摊开的两张图纸：左边是土耳其式的尖顶清真寺，右边是明朝的歇山顶宫殿。他提笔在尖顶上添了几个飞檐翘角，又在宫殿的斗拱旁画了弯新月，笑着对旁边的明朝使臣说：“你看这样，祈祷时抬头能看见你们的‘天’，低头也能踩着我们的‘地’。”使臣拿起笔，在新月旁边点了个朱红的圆点：“这是南京的朱砂，算咱们共有的‘日’。”
夜里的狂欢节上，姑娘们穿着融合了明式斜襟和土耳其灯笼裤的裙子，裙摆一旋，绣着的凤凰与火鸡就绕着篝火飞成了圈。小伙子们敲着阿拉伯鼓，鼓点里突然混进段《茉莉花》的调子——是个明朝乐师在吹笛，笛声拐了个弯，和鼓声撞出一串笑来。人群里，刚学会汉语的土耳其老人正给穿袄裙的孙女梳辫子，辫梢缠上了土耳其的金丝线，老人念叨着刚学的词：“好看，真好看。”孙女咯咯地笑，辫子上的金线在月光下闪，像把两种语言拧成了一股绳。
“听说了吗？新造的天文台要落成了。”穿圆领袍的钦天监官员翻着日历，上面既印着伊斯兰历的斋月，也标着明朝的节气，“望远镜是欧洲造的，但底座用了南京的榫卯结构，观测时既看得清欧洲的星，也认得出咱们的北斗。”旁边的土耳其天文学家点点头，指着图纸上的刻度：“你看这黄道坐标，左边刻着咱们的‘月宫’，右边标着你们的‘嫦娥’，其实说的不都是同一颗月亮嘛。”
月光漫过城墙时，市集的灯笼一盏盏亮了，把“丝绸之路”的石碑照得发烫。碑的正面刻着汉字，背面是阿拉伯文，碑脚的青苔里，还藏着去年秋天落下的银杏叶——一半黄得像蜜，一半绿得发蓝，早分不清是哪国的颜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