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宫的崇文殿内，案上并排放着《大齐赋税册》与《民间疾苦录》，李宸指尖轻抚书页，望着殿中侍立的官员子弟与东宫属官，开口便道：“今日讲《道德经》‘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一句，诸位且看这两本册子——赋税册上，去年江南秋税比三年前多了三成；疾苦录里，同期江南流民数量翻了两倍。这‘税多’与‘民饥’，恰是老子所言的因果。再思‘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这三句究竟藏着怎样的治国警示？身为未来的治世者，又该如何避免‘税多’‘有为’‘生厚’之弊？”
话音刚落，户部侍郎之子王恪便起身问道：“太子殿下，朝廷需军费养兵、需俸禄养官，赋税稍增也是常理，为何会致‘民饥’？难道要让朝廷饿着肚子治国吗？”
李宸拿起赋税册，翻到“江南盐税加征”一页：“王兄请看，江南盐税去年加征两成，可盐是百姓日常必需之物，盐价随之暴涨，寻常农户一月俸禄竟买不到半斗盐。更甚者，地方官还在正税之外加征‘杂费’，农户辛苦一年，交完赋税竟剩不下半石粮——这不是‘食税之多’致‘民饥’，又是什么？”他顿了顿，语气凝重，“朝廷需用度不假，但当以‘民有余’为前提。就像三年前西北大旱，陛下不仅免了当地三年赋税，还调拨国库粮赈灾，虽暂减了朝廷收入，却让百姓熬过灾年，今年西北秋粮丰收，赋税反而比往年多了五成——这便是‘藏富于民’的道理：民不饥，朝廷才会有长久之税。”
接着，吏部尚书之女苏婉问道：“殿下，‘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难道君主勤政、多推政令也是错的？”
“‘有为’非指勤政，而是‘政令繁苛、擅自妄为’。”李宸走到殿中，举了个例子，“去年青州知府为求‘政绩’，一月内连下五道‘劝农令’：先是强令农户种桑，后又改种棉，接着又要修水利，农户刚备好桑苗，又得拆了桑苗种棉，最后水利也因劳力不足半途而废——这便是‘上之有为’，政令朝令夕改，百姓无所适从，自然‘难治’。反观邻县的知县，只下了一道‘因地制宜’的政令，让农户按自家土地情况选种，再派农技官上门指导，今年邻县粮产比青州多了三成，百姓安居乐业，从无抗令之事——这便是‘无为而治’的真谛：不妄加干预，让百姓顺应规律生活，反而易治。”
随后，宗室子弟李恒问道：“‘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君主住宫殿、穿锦缎，难道也会让百姓不怕死？”
“君主‘求生之厚’，是指过度追求奢享，耗尽民力财力。”李宸指着疾苦录中“洛阳宫修缮”的记载，“前年陛下欲修洛阳宫，勘察后发现需征调十万民夫，耗费三百万两白银，当即下令停工，说‘朕住旧宫无碍，百姓有饭吃才是要紧’。若当时强行修缮，十万民夫需离开农田，粮产必减，百姓可能因缺粮陷入绝境——当百姓连活下去都难，自然‘轻死’，甚至可能为求活路铤而走险。而那些‘无以生为者’，如前朝的贤相文仲，住陋室、食粗粮，却将俸禄多用于救济百姓，百姓敬他如父，即便乱世也无人敢犯他所辖之地——这便是‘贤于贵生’：不追求自身奢享，反而能赢得百姓拥护，比看重自身安逸的人更高明。”
讲德尾声，李宸将《道德经》合起，对众人道：“诸位需记：民饥源于税重，民难治源于政繁，民轻死源于君奢。治国者当以‘薄税’养民、以‘简政’安民、以‘俭身’服民，唯有如此，才能让百姓不饥、不难治、不轻死，天下方能安定。这便是老子所言的治德根本，也是我等需毕生践行的准则。”
崇文殿外的夕阳透过窗棂，洒在李宸手中的《道德经》上，殿中众人望着太子坚定的神情，心中对“民生”与“君德”的关联有了更深刻的领悟。这场讲德，不仅是对古训的解读，更是对未来治世者的警醒——唯有守住“以民为本”的初心，摒弃“税多、有为、生厚”之弊，方能撑起大齐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