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初的上海，虽然作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大城市，但通讯条件依旧极其落后。
在那个年代，对于普罗大众而言，“私人电话”完全是一个存在于想象中的奢侈品。
即便是厂长、书记级别的干部，家里也未必能装得上一台，就更别提普通的平头百姓了。
在这座庞大城市的毛细血管——那些纵横交错的弄堂和街道里，维系着成千上万户人家与外界紧急联络的唯一纽带，就是“传呼电话”。
所谓的传呼电话，并不是后世那种拿在手里的寻呼机，而是设立在街道弄堂口、由专人值守的公用电话点。
谁家要是有个急事，外地的亲戚或者单位的领导把电话打到这个传呼点，值守的传呼员就会拿个铁皮喇叭，或者干脆扯开嗓子，跑到居民的家门口去喊人接听。
如果人家不在，传呼员还会拿着一张印着红格子的“传呼单”，把留言记下来，塞在门缝里。
这年头，可没有后世那种随处可见的杂货店，因此这种传呼点，往往就设在临街的平房里。
离石头小院最近的传呼点就在张大妈家里。
张大妈是个苦命人，早年丧夫，膝下无儿无女，属于典型的“五保户”——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是街道重点照顾的对象。
街道里体恤她年纪大了，干不了重体力活，又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便在规划街道传呼点的时候，特意把这个差事安排给了她。
张大妈家的平房正好在街口，她家那扇朝外的木格窗台前用水泥砌了个小台子，上面放着两部老式的胶木拨盘电话，一部黑色，一部暗红色。
这不仅是个传呼站，更是张大妈活命的饭碗。
按照当时的规定，传呼员接听电话去跑腿喊人，就能收三分钱的传呼费。
碰上那些聊得时间长、或者打长途的，还能再多收个一两分。
一个月下来，虽然发不了财，但凑个几块钱的油盐柴米钱，总归是能让这位孤苦伶仃的老太太在这艰难的岁月里吃上一口热饭。
听到张大妈那气喘吁吁又焦急的喊声，沈凌峰没有任何迟疑。
他心里很清楚，在这个通讯艰难的年代，长途电话费贵得吓人。
如果不是遇到了十万火急的大事，远在京城的苏家，绝对不可能在这个举国欢庆的五一劳动节，硬生生地挤占着宝贵的长途线路，把电话打到上海来。
“张大妈，您先别急，喘口气。”
沈凌峰快步走到院门前，伸手扶住满头大汗的老太太。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天然的镇定，那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沉稳气质，让原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的张大妈，不自觉地就安下心来。
“哎哟，小沈啊，大妈能不急嘛！那可是京城……京城打来的长途啊！接线员说线路紧张，最多只能等十分钟，过了时间就得掐线了。你快点，快点跟我走！”张大妈一边用袖子擦着额头上的汗，一边拉着沈凌峰的胳膊就要往外走。
院子里的陈石头、刘强等人也都放下了手里的活计，面露忧色地看了过来。
“小峰，要紧吗？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去？”陈石头扯下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擦手，瓮声瓮气地问道。
“大师兄，你们在家里歇着，今天过节，别坏了兴致。我去去就回，应该不是什么大事。”
沈凌峰转过头，给了众人一个宽慰的眼神，随后将停在院门边的“永久”牌自行车推上。
他动作利落地跨上车座，一脚踩着脚踏板，回头对张大妈说道：“张大妈，上来，我带您过去，这样快些。”
传呼点离石头小院大约有三百多米的距离，若是平时走路，也就几分钟的事，但现在赶时间，骑车自然是更好的选择的。
“哎，哎，好！”
张大妈也不矫情，赶紧侧身坐上了自行车的后座，双手死死地抓着车座底下的弹簧。
“坐稳了。”
沈凌峰轻喝一声，双脚猛地发力，自行车就像离弦的箭一样，稳稳地沿着狭窄的石子路窜了出去。
春风迎面吹来，带着黄浦江特有的水汽和弄堂里各家各户飘出的饭菜香味。
阳光穿过弄堂上方纵横交错的晾衣竹竿，在沈凌峰的白衬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张大妈坐在后座上，看着眼前这个身姿挺拔的青年，心里不禁暗暗感叹。
这石头小院里的沈家小叔，真不是个一般人。
平时看着不显山不露水，温文尔雅的，见了街坊邻居总是笑眯眯地打招呼，可一旦遇到事儿，那份从容不迫的劲头，简直比街道革新会的主任还要稳当。
三百米的距离，在沈凌峰有力的蹬踏下，不过是转瞬即至。
“吱——”
自行车在张大妈家的平房前稳稳停下。
沈凌峰长腿一撑，稳住车身，让张大妈先下来。
他抬眼望去，这间低矮的平房临街开着一扇大大的木窗，窗前水泥台上那部暗红色的胶木电话，话筒已经被拿了下来，孤零零地搁在旁边，电话线在半空中微微晃荡着。
“快去，那个红色的，你快接！”张大妈指着窗台，喘着气催促道。
沈凌峰点点头，走到窗台前，伸手拿起了那个还带着几分温热的听筒，凑到了耳边。
“喂，你好，我是沈凌峰。”
电话那头先是传来了一阵滋啦滋啦的电流声，这是那个年代长途电话特有的背景音，仿佛跨越了千山万水的距离，带着一种沉闷的压抑感。
两秒钟后，电流声中传来了一个女人略显急促的呼吸声。
“喂……是……是小峰吗？”
声音温柔，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试探。
沈凌峰眼神微动。
听筒里的声音他很熟悉，是苏援琴，这具身体的生母。
几年前，沈凌峰在京城用百年老山参救下苏老将军，又靠着芥子空间的蕴养能力，治好了苏援琴长达十多年的精神失常。
之后，他把苏援琴一起带回上海的石头小院住了几个月。
那段时间，苏援琴就像个重新认识世界的孩子，而沈凌峰就是她唯一的依靠。
虽然沈凌峰心里有自己的计较，始终没叫过她一声“妈”，一直叫她“援琴阿姨”，但苏援琴对他那种本能的母爱和依赖却怎么也藏不住。
后来苏援琴回了京城，病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除了身子比常人柔弱些，正常生活和交流都已经没有问题。
“援琴阿姨，是我，小峰。”
沈凌峰的语气不由得放缓了些，声音平稳，透着几分安抚的意味。
“小峰……真的是你……”电话那头的苏援琴似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声音里透出一丝难掩的喜悦，“你……你最近好吗？今天过节，有没有吃点好的？上海那边热不热呀？你……你大师兄大嫂他们都好吗？”
听着这连珠炮似的一串琐碎问候，沈凌峰的嘴角不禁浮现出一抹无奈却又温和的笑意。
“我挺好的，援琴阿姨。今天家里买了小黄鱼，正准备红烧呢。大师兄大嫂也都好，小骏骏又长高了，现在又能跑又会说的，皮实得很。您呢？身体最近怎么样？还有没有头疼？？”
“嗯，嗯，我好，我一切都好。已经很久没头疼过了，我有听你的话，每天都练太极拳……”
苏援琴像个乖巧的小学生一样，认真地汇报着自己的情况。
然而，寒暄过后，电话那头却突然陷入了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
只有长途线路里那令人心烦意乱的“滋啦滋啦”的电流声在不断作响。
沈凌峰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不对劲。
太不对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