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昌几乎一夜没合眼。他凌晨两点多躺下，四点多又睁开，听着窗外那棵老梧桐被风刮得一会儿响、一会儿停，心里头那根弦也跟着一紧一松。五点半，他索性爬起来，披了件衣服在客厅里坐着等。
他在等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
六点刚过，大门外头就传来三下很轻的敲门声，是秘书长周文斌。
周文斌的眼睛里布满血丝，一看也是一夜没睡。他把声音压得极低：张书记，薛部长和钱书记……从小院那边出来了。
张文昌愣了一下：出来了？
刚出来，秘书长咽了口唾沫，我远远看了一眼……脸色都不太对，眼圈发黑，脚步发飘，跟生了一场大病似的。
张文昌沉默了两秒：他们现在人呢？
我派人先送两人回家了。
张文昌了一声，挥挥手让周文斌先回去。他转身回屋，自己在椅子上坐了半天，才慢慢缓过一口气。
出来了。
人是出来了，可这副样子出来，比不出来还让人心里没底。
上午八点半，市委大院照常上班。
薛虎臣和钱江两个人一前一后进了张文昌的办公室，谁都没先开口。张文昌把里间的门带上，又冲凌江玉使了个眼色。凌江玉会意，把外头秘书按在会客室：谁来都不要上来，就说我和张书记在研究材料。
四个人，第一次在这间不足二十平米的里屋，关起门来。
薛虎臣先开的口。
他嗓子哑得厉害，先给我口水。
张文昌亲自给他倒了一杯。薛虎臣端起来，一口下去半杯，才长长地舒出一口气。
怎么样？张文昌终于问。
薛虎臣和钱江对视了一眼。
钱江先摇了摇头：说起来……邪门。
我们两个，从昨天上午十点多进去，到今天早上六点半出来，钱江的声音也不高，像是还在回味那一夜，整整二十个钟头。中间除了吃饭、上厕所，没有出来过。
他们问你什么了？凌江玉身子往前倾了倾。
什么都问，钱江苦笑了一下，又什么都没问。
他伸出手，一根指头一根指头地数：
先问我，临海这三年，市级干部的立案有多少件，结案多少件，移送司法的多少件，不立案又撤了的多少件。接着问，近五年，局一级和县一级的一把手，调整过几轮，每一轮是谁提议、谁附议、最后谁拍的板。再问，信访办每年转到我们纪委的信件，按县分，哪个县最多，哪个科最多，最后又是怎么办下去的。
他顿了顿。
问到半夜，忽然换了个年轻同志进来，态度客客气气，问的却是另一件事——临海这几年，每年过年，市里主要领导家里，大概都会来些什么人。
屋里一下子静了。
张文昌的眉头拧了起来：他们……问你这个？
问了，钱江点头，我当时就说，秦组长，这属于个人生活。那位小同志笑了笑，说，钱书记您别紧张，我们不是问您家里来了谁，是请您回忆一下，按您这些年在临海的观察，下面那些县委书记、县长，逢年过节一般会走哪些人家。
你怎么答的？薛虎臣忽然问。
我还能怎么答，钱江又苦笑，我说，这个我一个纪委书记，哪能盯得那么细。那位小同志也不恼，接着就把一沓材料推到我面前——是几个县这些年提拔干部的名单，让我一个一个地看，看完一个，问一句：这个同志，当年是谁提的？在什么会上提的？反对意见有没有？最后又是怎么过的？
张文昌和凌江玉同时把目光转向薛虎臣。
薛虎臣叹了口气，接过话头：他们那边问我的，跟问老钱的，是一对。
他们不问你们自己的事？张文昌追问。
一个字都没问，薛虎臣摇头，从进去到出来，没有一个人提过薛虎臣这三个字。他们让我干什么呢——让我把近五年，临海市副处级以上干部的全部调整，按时间、按人、按会议，一条一条地给他们复述出来。谁哪年哪月提的，谁哪年哪月退的，谁跟谁是一个县里出来的，谁跟谁在哪个党校同学过，谁和谁在一个班子里搭过——他们就坐在我对面，我讲一条，他们记一条。讲错了，他们也不纠正，就再问一句：薛部长，您再想想，是不是这样？
你讲了一夜？凌江玉问。
讲了一夜，薛虎臣闭了闭眼，讲到后半夜，我自己都讲糊涂了。他们中间换了两拨人，一拨出去吃的饭，一拨在里头接着问。我到最后才反应过来——他们不是在审我，他们是……让我把脑子里那本账，原封不动地抄给他们。
屋里又是一阵沉默。
张文昌看了凌江玉一眼。凌江玉也是一脸的凝重。
这就奇怪了。
按常理，巡视组头一天点两个常委级别的人物进去，一关就是二十个小时，出来的时候人不人鬼不鬼，外头谁不觉得这二位是进去了？可偏偏，这两位出来以后说，人家一个个人问题都没问。
这不合常理。
老薛，张文昌慢慢地问，你再想想，他们问你的那些东西，有没有哪一条……是冲着你们来的？哪怕绕着弯子。
薛虎臣想了半天，摇头：没有。我翻来覆去地想了一路。他们要查的，不是我薛虎臣，也不是老钱。他们是要——我们脑子里那张图。
整个临海市这十年的干部图，薛虎臣用手指在桌上画了一个圈，谁是谁提起来的，谁是谁的人，谁和谁之间有过节，谁和谁之间有往来。这张图，在我脑子里，在老钱脑子里，也在……老张你脑子里。他们一夜没睡觉，就是为了把这张图，从我和老钱的脑子里，搬到他们自己的纸上。
张文昌的后背，忽然冒出一层细汗。
他终于明白过来。
四个人里，凌江玉第一个把这层窗户纸捅破。
老张，她把声音压到最低，这位秦组长手段挺厉害。
张文昌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先把老薛和老钱叫进去，凌江玉继续说，语速不快，一字一顿，一个管帽子，一个管辫子。这两个人脑子里装着什么？装着整个临海官场的家谱。谁是谁的人，谁和谁搭过班子，谁在哪件事上欠过谁——他们两个一交叉，临海市这十年，谁都藏不住。
可他们为什么不直接问我们要材料？钱江问道。
问我们要，你敢给？凌江玉反问，就算你敢给，我敢保证，你给出来的那份东西，三天就得被人传得满城风雨，到时候该捂的早捂完了。可他不找你要。他直接让你们俩自己一条一条往外倒——这种倒出来的东西，比你从档案室里搬出来的那份名单，要鲜活。
薛虎臣苦笑：老凌这话，说到根子上了。他们问我的那些事，很多连我自己都快忘了。可他们手里拿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名字，我一听见那个名字，脑子里那些陈芝麻烂谷子，自己就往外冒。
小纸条上写的是谁？张文昌急问。
这我不能说，薛虎臣摇头，不是我不说，是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每次只露一个名字出来，等我把这个名字相关的人和事讲完了，收起来，再露下一个。我到最后都不知道他们手里那一沓纸条，到底有多长。
就在这时候，门外又传来三下敲门声。
秘书长周文斌进来，脸色比早上还要白：张书记，凌市长，后院那边……秦组长让我请二位过去一趟。
四个人对视一眼。
他说什么事了吗？张文昌问。
没说什么大事，周文斌咽了口唾沫，就说……请二位把近五年，市里有关工程、土地、财政、人事的全部原始材料，今天之内，搬到小院去。他们那边要看。
张文昌和凌江玉到后院的时候，秦朗正站在小楼门口，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晒太阳。
看见张凌二人过来，远远地就伸出手来。张书记，凌市长，早。
秦组长早。张文昌握上去，听说……您要看材料？
麻烦两位了，秦朗笑了笑，语气和昨天一样客气，也不是什么大工程。就是我们想听一听临海这几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光听人说，怕听得不全，还是要看一看纸上的东西。两位让办公室的同志，挑重要的搬过来就行，不用全搬，我们这边人手也有限，全搬来了我们也看不完。
话说得极有分寸。
可张文昌听出来了——挑要紧的搬过来，这七个字，比全部搬过来还要命。
什么叫要紧的？哪一份算要紧，哪一份不要紧？这种事，你让市里自己挑，挑少了，是你心里有鬼；挑多了，是你主动把刀把子递过去。横竖都是一个坑。
秦组长，张文昌斟酌着，要不要我们这边列个目录，您那边圈一下？
不用不用，秦朗摆摆手，张书记您和凌市长是临海的父母官，什么要紧什么不要紧，你们比我们清楚。我们相信两位的判断。
他这一句，把张文昌到了嘴边的话，又堵了回去。
凌江玉在旁边接口：那我们就按秦组长的意思办。
从后院出来，凌江玉和张文昌并肩走出，半天没人说话。
走到主楼门口，凌江玉才低声道：老张，这个秦朗，厉害。
材料搬过去以后，临海市就像一口被人轻轻盖上盖子的锅，水还在底下咕嘟咕嘟地响，表面却看不出半点动静。
只是这口锅底下的火，没断。
第一天下午，市财政局一位分管预算的副局长，被叫进了小院。
他进去的时候，手里还拎着一只公文包，出来的时候，公文包不见了，人也和丢了魂一样。
第二天上午，土地局一位副局长，进去了。
他比那位财政局副局长一点——出来的时候，是被两个人出来的。送他的那两个人，不是巡视组的，是市纪检委的。客客气气，一边一个，架着他的胳膊，说是请钱书记再了解一些情况。这一了解，就没再回来。
整个市委大院，从那天下午开始，走路的声音都变了。
谁都在等下一个名字。
谁都怕下一个名字是自己。
张文昌把凌江玉约到了办公室。老凌，张文昌给凌江玉斟上茶，这三天，你看出点什么没有？
看出点门道了，凌江玉说，这位秦组长，手里的牌，不多。
老张，你想，凌江玉把杯子放下，身体往前倾了倾，他要是手里真攥着实打实的东西，第一天就不会只叫老薛和老钱。他会直接带人去家里，去办公室，把人从被窝里拎出来。他现在这一套——先叫两个常委，关二十个小时；再调材料，再三天两头叫人，放这个、关那个——这不是要拿人，这是要吓人。
吓人？
对，吓人，凌江玉的声音低下来，他要的，不是哪一个人的口供。他要的，是让整个临海市，自己把自己吓出毛病来。你想想这三天——有人进去没出来，有人出来了像死过一回。谁也不知道自己进去会是哪一种。这种不知道，比真知道还要命。人一慌，就会自己出动作。有人会连夜找人串供，有人会连夜把家里的存折转移——他要的，就是这些动作。
你的意思是——
秦朗手里有线索，但线索是断的，凌江玉斩钉截铁，他知道某件事出过事，也大概知道牵涉到哪几个人，但他没有证据，也没有口供。他现在做的所有事，都是在那几根断了的线索上，往下接。
凌江玉叹了口气，老薛管了这么多年帽子，谁的提升他没签过字？老钱管了这么多年案子，谁的案子他没批过？秦朗把这两个人一合上，临海市这十年谁跟谁之间有什么，他大半就清楚了。他在借老薛和老钱的嘴，把整个临海官场的底，透给他，也把断了的线索重新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