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修远重新站到麦克风前，他没有拿任何稿子，只是两手撑在桌沿上，郑重的开口道：
“九月二十八日夜，我部对武昌发起总攻。二十九日凌晨，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被我军攻占，司令官冈村凝刺被生俘。二十九日正午，武昌残敌全部肃清。至此，武汉三镇全部光复。”
“此役，我军共计歼灭日军第十一军主力三万八千余人，其中击毙包括第六师团长稻叶四郎、参谋长重田德松、第十一军参谋长沼田多稼藏在内的将官三名，佐官以下军官五百余人，俘虏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缴获各类火炮二百余门、坦克装甲车六十余辆、汽车八百余辆、枪械弹药无数。”
他说这些数字的时候，语气平淡。
但台下已经有人开始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有人互相交换着震惊的眼神。
三万八千余人被歼灭、一名中将生擒，这是中日开战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胜。
顾修远说完这些，往后退了半步，表示通报完毕。周岘白走上前来：“下面进入提问环节。请各位举手，我会依次点名。”
台下齐刷刷举起了一片手臂。
周岘白扫了一圈，目光落在前排一个穿着灰色西装的中国记者身上，那是中央社的资深记者陈明义。
周岘白朝他点了点头：“中央社的陈先生，请。”
陈明义站起来，先是朝顾修远微微鞠了一躬，然后问道：“顾将军，请问您对此次武汉光复的战略意义如何评价？下一步，1044军的作战方向是什么？”
顾修远几乎没有思考，直接答道：“武汉光复的意义，不在于夺回一座城，而在于证明了日军并非不可战胜。至于下一步的作战方向——”
他的目光里闪过一丝冷意：“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欠下的血债，每一笔都要还。他们杀了我们多少人，就要用多少条命来抵。东北、广州、南京、北平、天津……只要是抗日战场需要我们的地方，1044军随时可以开拔。”
“当然，具体的作战方向和行动时机，需要根据全局战况和统帅部的统一部署来决定。但只要命令一下，我部必当全力以赴，绝不让倭寇在我们的国土上多待一天。”
这一番话说得杀气腾腾，简直是杀神在世！台下不少记者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脖子，仿佛那股杀气能穿透空气刮到脸上。
至于他嘴里那句“根据全局战况和统帅部的统一部署来决定”，在座的记者没有几个是真信的。
譬如武昌这场仗从头到尾就没听说过中央下过什么命令，1044军从芷江一路打到武昌，打的是自己的仗，用的是自己的武器，连战报都是打完了才往重庆报的。
这种事情，大家看破不说破，谁也不会蠢到当面去戳穿，但台下还是响起了一阵窸窸窣窣的议论声。
周岘白抬手示意安静，目光在人群中扫了一圈，落在了前排那个穿着卡其色猎装的美国人身上：“《芝加哥论坛报》的布朗先生，请。”
约瑟夫·布朗站起身来，整了整衣领：“顾将军，我是美国《芝加哥论坛报》的约瑟夫·布朗。我想问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武汉光复之后，贵军控制的区域将大幅扩展，这些地区的经济恢复和民生保障，您打算怎么解决？据我所知，1044军目前的财政来源主要依靠芷江根据地的税收和一些……嗯，‘非常规渠道’。这种模式能否支撑一个更大规模的根据地？”
这个问题问得很务实，甚至带着几分试探，布朗想摸清1044军的经济底牌。
顾修远看了他一眼，回答得干脆利落：“布朗先生，打仗打的是钱，目前我军的军费来源主要有二：一是根据地自身的税收和生产，二是战场缴获。至于你说的‘非常规渠道’，如果你指的是没收日本人和汉奸的财产以及截留的日军物资，那我承认，这也是来源之一。他们的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布朗点了点头，在本子上飞快地记了几笔，坐了下来。
周岘白接着点了第二个外国记者，英国《泰晤士报》的哈灵顿·亚瑟。
“顾将军，我是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哈灵顿·亚瑟。请问，您在武汉战役中展现出的战术风格，包括大规模穿插、精准打击指挥中枢等等，这些是否借鉴了德军的闪电战理论？或者说，您是否有德国军事顾问的协助？”
这个问题问得很刁。哈灵顿在这个时候问顾修远“是不是学了德国人的打法”，表面上是战术探讨，实际上是在试探顾修远与德国之间的关系。
顾修远看了哈灵顿一眼，目光没有丝毫闪避：“哈灵顿先生，我不需要学任何人。日军进入中国以来，在华北、华东、华中与我军交战数十次，他们的战术特点、指挥习惯、后勤弱点，我都研究过。这一次的穿插合围，是根据日军的实际部署情况制定的针对性方案，与德国无关。”
他话音一转，语气里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锋芒：“至于德国军事顾问？我1044军自建军以来，没有用过任何一个外国顾问。中国人的仗，中国人自己会打。”
哈灵顿微微颔首，坐了下来。他得到了答案，虽然不是他预期的那种，但这个答案本身就已经足够写一篇稿子了。
周岘白目光移动，落在角落里那个一直沉默的德国人身上：“《德意志汇报》的穆勒先生，请。”
“顾将军，我是汉斯·穆勒。我有一个观察，想请您印证。据我所知，1044军在武昌战役中投入了大量重炮、坦克和作战飞机。这种空地协同、步坦协同的作战模式，在欧洲也属于前沿战术。我想请教的是，您的部队是如何在短短两年之内完成现代化合成兵种军团的转型的？特别是装备来源和人才培养这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