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尺布放在一件衣服上不算多，放进十二件已经裁好的童衣里，却足以让两只口袋或数条领贴无处可出。
交料员叫何小军，是厂里仓库新来的学徒。他把布卷在桌上重新拉平：“我出库时按单量过，三尺六寸，不会少。”
沈知夏没有争“我量得更准”。她拿出学校木尺，先请杜校长确认尺长，再让何小军自己压住布头。布边有一处斜裁，最长一侧三尺四寸，最短处只有三尺一寸。交料单却按整齐三尺六寸写。
“可能是仓库量长边。”何小军说。
“长边也不到。”
“路上卷紧了，看着短。”
布不会因为卷紧少去两寸。沈知夏请他在复量记录上写明眼前尺寸。何小军怕担责任，不肯签：“我只是送料，仓库少不少跟我没关系。”
“那就只写你见证复量，不写谁少给。”
他仍犹豫。
沈知夏没有扣住人不放，也没有当场指控陆秀玲。她将布卷、交料单和木尺一起拿到学校办公室，请杜校长和一名值班老师见证，又用线在布边做了不伤料的标记。何小军若拒签，记录上便注明送料人拒绝见证。
“我签复量。”他终于道，“但你不能说是我拿的。”
“没查清之前，不说任何人拿。”
这句话反而让他安下心，补充说出库时布卷已用麻绳捆好，中途曾在厂门房放了半个时辰，陆秀玲当时正好回厂交停工说明。
沈知夏请何小军在交料单背面画出布卷出库时的捆法，并记下门房停放的大致时辰。不是为了把每个细节都变成罪证，而是防止“中途可能少了”成为谁都能推卸的空话。何小军又说，麻绳结出库时在右侧，到学校拆时却转到了左侧。这只能说明途中有人动过布卷，动过仍不等于拿走。
信息只能证明她出现过，不能证明短布与她有关。沈知夏照样记录，不作结论。
眼下更急的是继续生产。
她将十二套裁片重新排在地上。改版需要增加袖笼和下摆，原本就吃掉部分余量；若按旧方案做两只外贴口袋，布一定不够。
第一种办法是向厂里补料，来回至少一天，且同批色差未必一致。第二种是缩小口袋，省料却影响孩子使用。第三种则改变排料：把口袋转九十度取布，纹向不同，容易洗后变形；若在口袋上口加一道横向压线与内贴，可以控制拉伸。
她先裁一只废布口袋，下水、晾到半干，再装石子拉扯。横纹确实比直纹容易变宽，但双折上口和两端加固后，在童装轻负荷范围内可以接受。
她把试水前后的宽度都量下来。横纹口袋缩宽不足半分，拉伸后能恢复大半；没有上口压线的那一只，则永久变形近一分。两块下过水的布摆在桌上，比一句“应该没事”更有用。
领贴则改用厂方零布拼接，拼缝藏在后领中心，左右对称。内贴无需外观完全同色，只要不掉色、不磨皮肤。
这样能省下的布约六寸，刚好覆盖缺口，还留一小条备用。
沈知夏把调整画成纸样，没有直接裁正式布。次日一早，她先将短料记录和补救方案送县厂，请赵明远确认。
“半尺也来回跑？”赵明远看完，不耐烦道，“你自己想办法，不影响成衣就行。”
“需要你在方案上签字。口袋纹向改变，是厂方验收时看得见的变化。”
“签了以后卖不好算谁的？”
“布短是交料问题，我提出的是降低损失的方案。厂里若不同意，就补足同批布，交期顺延一天。”
叶秋兰查看下水口袋，认为耐用性可以，建议两端回针再延长半寸。赵明远权衡补料成本，最终签下同意。
仓库也重新复量留底，确认出库登记与现物不符。何小军没有被直接处分，先配合查门房交接。厂方另发两寸备用布，却没有足够同批料补齐半尺。
回柳树湾后，沈知夏按照新排料逐套修片。每裁一套，余料归到对应纸签，避免最后才发现某一尺码缺片。小满在安全线外看她把灰蓝布铺满地，指着鲜亮的口袋纸样：“这个像我的。”
“这是厂里的。”
“我不拿。”孩子立刻把手背到身后。
“你可以看，也可以告诉娘口袋好不好用。不能拿走厂布，不等于你碰一下就做错事。”
小满试着把手放进首样口袋，发现开口略窄：“石头拿不出来。”
她的小手不大，问题却在口袋上方新加的压线过低，限制了开口。沈知夏将压线上移，让口袋既不易变形，也能伸手取物。
童装的使用者再次修正了大人的图纸。
当晚，十二套修片全部完成，没有动用小满的布，也没有私吞厂方零料。短缺半尺的事实仍在查，生产没有因此停住。
沈知夏在账本上记下多出的复量、试水和往返县城时间。这些工时此次不一定能追加报酬，却能成为下一次谈交料标准的依据。
陆沉川送小满回来时，带来县邮电档案处的正式通知：1981年至今的完整汇款查询已经排期受理，双方可在三日后逐笔核对。
沈知夏收好通知，又把十二只口袋纸样叠齐。
小满靠在她身边，看着灰蓝布，轻声问：“娘以后也能给我做一件新衣吗？”
“能。等这批厂布交清，娘用自己的布给你做。”
“不是别人给新家的那种。”
“不是。”
孩子摸了摸旧棉袄上写着自己名字的白布：“那我要一件写着陆小满、不会把我送走的新衣。”
那张歪歪扭扭的图，被她夹进了账本。等工钱到手，她要用自己的布，给小满做第一件真正的新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