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半，江云市人大的会议中心门口已经停了好几辆公务车。盛清歌踩着一双平底皮鞋走下车，手里拎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昨晚熬夜整理的材料。她没化妆，只把头发扎成一个利落的马尾，脸上带着点熬夜后的倦意，但眼神挺亮。
这地方她来过两次，一次是警校实习旁听，另一次是父亲盛子辰带她参加表彰大会。那时候她坐在台下看别人发言，现在轮到自己站上去了。
“盛组长，这边。”门口穿制服的工作人员认出她，侧身让开通道。
她点点头，一路穿过走廊。墙上挂着几幅书法字画，写着“依法治国”“科学立法”之类的标语，看着就让人脑子自动切换成正经模式。她低头看了眼手机，热搜还在——#女警探望神秘女孩# 第七位，底下新冒出来一堆评论，有说她多管闲事的，也有夸她敢发声的。她关掉页面，心想：今天不是来当网红的，是来提建议的。
听证会现场在三楼报告厅。推门进去时，长桌两侧已经坐了不少人。左边是一排穿白大褂或西装的研究员、教授，右边是政府口的委员和法务代表。中间空着几个位置，显然是留给执法系统的人。她走到标有“江云市公安局”字样的座位坐下，把包放在桌上，掏出一沓文件。
前排有人回头看她一眼，小声嘀咕：“这就是那个上热搜的女警？看着挺年轻啊。”
“刑侦组组长，盛子辰的女儿。”旁边人接话，“听说破案能力不赖，不是纯靠爹妈。”
盛清歌假装没听见，低头翻资料。其实心里偷笑了一下：你们要是知道我还能一眼看出谁是坏人，估计更要说我是外星人了。
七点五十五分，主持人敲了敲话筒：“各位专家、代表，今天的立法听证会正式开始。议题是《基因研究应用管理条例（草案）》第一轮意见征集，重点围绕科研边界与公共安全的平衡问题。”
第一位发言的是某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五十多岁，戴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我们支持监管，但必须明确一点——科研自由是科技进步的基础。过度设限只会把人才逼去国外，甚至催生地下实验室。”
底下一片点头。
第二位是卫健委的干部，语气更务实些：“目前全国已有三百多个备案基因项目，涉及疾病治疗、农业改良等多个领域。我们需要分类管理，不能一刀切。”
接着几位学者轮番上台，讲的都是技术路径、伦理审查流程、国际对标什么的。术语一套接一套，听得人脑壳疼。盛清歌一边记笔记，一边在心里翻译成大白话：“意思是，你们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只要别被拍到就行？”
轮到她发言时，已经是九点二十。
“下面，请江云市警局刑侦组组长盛清歌同志发表意见。”
她站起来，走到发言席，把稿子摊开，目光扫了一圈全场。
“各位老师好，我是盛清歌。不是科学家，也不是法学家，就是一个每天处理案子的警察。”
台下有人轻轻笑了。
她继续说：“前几天网上那件事，我确实去了康复中心，也见了那个女孩。我不是去搞秘密调查，也不是替谁站台，就是想看看一个人，在经历了身份认同崩溃之后，能不能重新活过来。”
场内安静了些。
“有人说她是‘人造人’，说她是‘实验失败品’。可我在她病房里看到的，是一个会因为收到一本画册而眼睛发亮的女孩。她送我一幅画，画得歪歪扭扭，但我看得出来，那是她拼尽全力记住这个世界的方式。”
她顿了顿，声音没提高，也没煽情。
“所以我今天来这儿，不是为了讲故事，而是想说一句实话：当一项技术已经开始影响‘谁算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执法单位就没法再袖手旁观了。”
后排一位老教授皱眉：“小盛同志，你的情感我很理解。但法律要讲证据，不能靠个案推动。”
“我不考个案。”她翻开文件夹，“过去三年，我参与侦办了七起非法生物样本交易案，其中两起涉及伪造出生证明和身份信息；去年还破获一起地下胚胎编辑窝点，地点就在城郊民房，设备简陋得像十年前的中学实验室。这些人打着‘个性化定制’的旗号收钱，客户连合同都不签，出了事直接消失。”
她抬头看着那位教授：“您觉得这些是极端个例？可我要告诉您，黑市从来不缺需求。只要监管有缝隙，就会有人钻。我们现在谈‘自由’，谈‘进步’，但别忘了，有些人正利用这些词，在没人看见的地方造‘人’。”
会议室有点静。
有个科技局的干部开口：“那你建议怎么管？总不能让每个实验室门口都派个警察吧？”
“不用派警察。”她说，“但我们得建立三个基本规则。”
她竖起手指：
“第一，所有涉及人类胚胎或类人生命体的研究，必须强制备案，并接受公安部门联合监督。不是干涉科研，是防止有人打着科研幌子干违法的事。
第二，严禁任何形式的身份信息伪造和生物样本非法流通。这玩意儿一旦流入市场，就跟毒品一样控制不住。
第三，建立异常案例快速通报机制。比如某个机构突然出现多名心理失衡的实验对象，或者有人员失踪却无记录——这些信号应该能触发预警，让我们第一时间介入。”
她说完，把打印好的建议稿递上去。
主持人接过看了看，念标题：“《关于加强基因研究公共安全联动机制的三点建议》？”
“对。”她说，“这是我们局法制科审核过的版本，数据都脱敏处理了，可以公开讨论。”
台下开始低声议论。
一个研究员摇头：“你说的听起来合理，可实际操作难度太大。跨部门协作光流程就得走半年。”
“我知道难。”她点头，“但难就不做吗？二十年前网赌刚起来时也说管不了，结果呢？等出大事才动手，代价更大。”
她环视一圈：“我们不怕阳光下的研究，怕的是黑箱里的操作。真正在做事的科学家，不会介意多一道备案程序。真正有问题的，才希望没人盯着。”
这话落地，屋里安静了几秒。
然后，左侧角落传来掌声。
是个穿灰色夹克的中年男人，戴着口罩，应该是某研究所的负责人。他没说话，只是轻轻拍了三下。
其他人陆陆续续跟着鼓掌。
不算热烈，但足够真诚。
十点四十，正式听证环节结束。主持人宣布进入闭门座谈，邀请部分代表深入交流。盛清歌的名字在名单里。
小会议室比刚才小得多，圆桌，十二个座位，空调开得很足。来的都是牵头起草条例的核心成员，还有几位技术背景的顾问。
“小盛，刚才提的几点很有现实意义。”一位戴银边眼镜的女委员开门见山，“但我们担心，条文太严反而导致规避申报。你怎么看？”
“我同意这个风险。”她喝了口温水，“所以建议不是全盘封锁，而是划出‘红名单’。”
“红名单？”
“就是高风险行为清单。”她解释，“比如克隆人类胚胎、编辑生殖细胞、制造类人意识载体……这些项目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一律列入重点监控。其他常规研究该放就放，不影响正常科研。”
有人问：“那怎么界定‘类人意识载体’？标准太模糊了吧？”
“那就由心理学、神经科学、伦理学三方共同制定评估指标。”她说，“就像精神鉴定一样，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另一位官员插话：“还有一个问题——你们公安介入后，信息怎么共享？总不能让我们把实验数据全交出去吧？”
“不需要全部。”她说，“我们也不想知道你们怎么培养干细胞。只需要一个预警接口：比如某机构连续三个月上报‘受试者情绪障碍率超过60%’，系统自动触发提醒，我们派人了解情况就行。不查资料，不干扰研究，只确认有没有潜在犯罪链。”
她补充一句：“说白了，我们不是来当监工的，是来防爆的。炸了，大家都倒霉。”
桌上有人笑了。
那个银边眼镜女委员点头：“这个思路可以考虑。回头让技术组做个模型试试。”
座谈会持续到中午十二点。散会时，有人递给她一张名片：“欢迎随时联系，咱们保持沟通。”
她收下，说了声谢谢。
走出人大大楼时，阳光正好。她站在台阶上深吸一口气，感觉整个人轻了不少。
原来讲道理，也能让人爽。
回局里的路上，她让司机绕道去了一趟文具店。
“老板，24色马可水彩笔，带海绵头的那种，有吗？”
“有有有，新款刚到。”
她买了一盒，又挑了个素描本，封面是只蹲着的猫头鹰，看起来就很聪明的样子。
回到办公室已经是下午一点。她没急着吃饭，先把上午的发言材料归档，再打开电脑，准备下一阶段研讨会要用的提纲。
上级刚发来通知：
【请聚焦“心理干预与社会融入”方向，提出可行性建议】
她摸了摸下巴，打开一个加密文件夹，里面是上次探望镜像人的工作记录——经过脱敏处理，名字隐去，时间线打乱，只保留关键行为观察。
“第一次见面：沉默为主，回应延迟约8-12秒。”
“第二次：主动提及‘想记住自己活过的痕迹’。”
“第三次：完成绘画并赠与，手部轻微颤抖，目光接触时间达3.7秒。”
她一条条往下看，越看越明白。
技术可控只是底线，人心可安才是终点。
她新建文档，敲下标题：《关于特殊个体社会适应支持体系的初步构想》
第一条写着：
“应设立专项心理援助通道，优先覆盖因科技应用导致身份认知障碍的群体。干预时机宜早不宜迟，方式以非评判性陪伴为主。”
她想了想，又加了一句：
“建议培训一批具备基础心理知识的社区联络员，定期探访，避免患者长期孤立。”
写到这里，她停下来，从包里拿出那盒水彩笔，拧开一支蓝色的，在便签纸上画了个笑脸。
线条幼稚得像个小学生。
但她笑了。
这世界总得有人先动手画第一笔。
窗外，城市照常运转。车流声、广播声、隔壁办公室传来的电话铃，混在一起，吵而不乱。
她喝了口凉透的咖啡，继续敲字。
键盘声哒哒响，像某种坚定的脚步声。
一步，一步，往前走。
不能急。
但也不能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