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源张时代”的开启，贞小兕也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和分析关于新任侍中源乾曜与中书令张嘉贞的信息。
源乾曜可谓是政坛上的常青树。他这次拜相后，竟然在这个位置上稳稳当当地坐了十年，直至开元十七年。
然而，以他为核心的“源张时代”却仅仅维持了四年。
开元十一年，因受弟弟贪腐案牵连，加之自身性格刚愎，张嘉贞被贬为幽州刺史。
精明强干、野心勃勃的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张说顺势而上，接任中书令，开启了“源张（张说）时代”。
这个组合又持续了四年，到开元十四年，张说因奢侈僭越、任用私人等问题遭群臣弹劾而被罢免。
唐玄宗转而任命为人谨慎的户部侍郎李元纮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历史由此步入“源李时代”。
贞小兕注意到，源乾曜此次其实是再度拜相。
上一次还是在开元四年，他接替去世的卢怀慎，与大名鼎鼎的姚崇搭班子，但仅仅一个多月后，就被唐玄宗外放为徐州刺史。
史书对此的评价是：“乾曜在政事十年，时张嘉贞、张说相次为中书令，乾曜不敢与之争权，每事皆推让之。及李元纮、杜暹知政事，乾曜遂无所参议，但唯诺署名而已。”
“叔，这源相爷，看起来像个老好人啊？” 一次家庭聚餐时，贞小兕试探着问贞德本。
贞德本夹了一筷子酸菜粉条，含糊地说道：“啥老好人？那叫明白人！你瞅瞅他，跟谁搭班子都不红脸，不争不抢，该让就让。这官当得，那叫一个稳当！知道这叫啥不？这叫‘和光同尘’，这叫‘明哲保身’！在长安这地界儿，能稳稳当当干十年侍中，那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多少能臣干吏，蹦跶得欢，倒得也快！”
贞小兕深以为然。“叔您说得对。从心理学角度看，源乾曜是典型的‘官僚生存主义者’（bureaucratic Survivor）。他具有极高的‘宜人性’（Agreeableness）和‘谨慎性’（conscientiousness），通过主动让权、避免冲突来最大化自身职业安全。这种人格在权力斗争中往往能笑到最后，但同时也因为缺乏主导性和创新精神，而难有显赫的政绩。他的核心策略就是‘不犯错’，而非‘做大事’。”
相比之下，新任中书令张嘉贞则是一个画风截然不同的角色。
他出身蒲州猗氏，早年因才干被武则天破格提拔，从此平步青云。他处理政务以果断敏捷着称，在皇帝面前也能言善辩，富有感染力。他曾遭遇诬告，反而为告密者求情，以免堵塞言路，展现出顾全大局的胸怀，深得玄宗赏识。但他也毫不掩饰对权力的渴望，曾直接向玄宗上书要官，以名臣马周为例，强调自己正值壮年，正当重用，其迫切与自信，溢于言表。
然而，张嘉贞性格急躁，刚愎自用。他大量任用亲信，中书舍人苗延嗣、吕太一、考功员外郎员嘉静、殿中侍御史崔训等人环绕其周，时人讥之为“令公四俊，苗、吕、崔、员”。
“这个小集团的形成，” 贞小兕在笔记中分析道，“体现了张嘉贞内心强烈的‘控制欲’（desire for control）与深层‘不安全感’（Insecurity）。他需要通过安排绝对忠诚的自己人来巩固权力，确保决策的顺畅执行和意志的贯彻。但这恰恰触犯了帝王大忌，也容易形成‘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听不到不同意见，为其后来的迅速失势埋下了伏笔。”
源乾曜再度拜相后不久，就做了一件让贞小兕刮目相看、也让满朝文武措手不及的事。
他郑重上书唐玄宗，痛陈时弊：“窃见朝廷权贵之家，并任京官，使得英俊之士，沉废于外。臣有三子，俱是京官，望出其二人，补授外官，以均平之道，示率下之诚。”
他竟然主动请求将自己的三个宝贝儿子中的两个，调离繁华舒适的长安，到地方上去任职！
这一招，可谓石破天惊。
唐玄宗闻奏，龙颜大悦，立刻下诏高度赞扬源乾曜的“公忠体国”、“率先垂范”，并命令所有文武百官都以他为榜样，鼓励、安排自家子弟到地方上任职，接受锻炼。
一时间，上百名权贵子弟“嗷嗷”地被“发配”到了帝国各州县，在长安城引发了不小的震动。
“哎妈呀！源相爷这手玩得高啊！” 贞小兕在鸿胪寺听到这个消息时，差点没把刚喝进去的茶水喷出来。她立刻在心里给源乾曜点了个赞。
“这简直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君臣双簧’！” 她兴奋地在羊皮笔记上分析。
“源乾曜敏锐地捕捉到了玄宗皇帝意图推动‘京官与地方官交流’、加强中央对地方控制、历练年轻官员的战略意图。他主动‘献祭’自家利益，为皇帝这项可能遭遇巨大阻力的政策，提供了一个无可挑剔的‘启动借口’和‘道德标杆’（moral Exemplar）。这极大地降低了政策推行的阻力，利用了官场的‘从众心理’（conformity）和‘榜样效应’（Role model Effect）。高，实在是高！这老叔……不对，这源相爷，绝对是个深谙权力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的高手！以前小看他了！”
果然，在源乾曜的示范效应下，开元九年四月，唐玄宗顺利地下诏：“五品以上清官、及诸州刺史、京兆河南蒲同华岐陕潞扬益荆巴等州都督都护、及上中下折冲府畿府等长官、并荐举县令一人，须才堪理务，政术有闻。其所举人，得官以来，一任之内，能有善状，及无负犯，其所举主，量与进改。如贪猥不道，及授任之后，才行懦弱，并犯赃私，其举主量加贬斥。”
到了开元十三年，唐玄宗的这一思路更是发展到了顶峰。他精心挑选了十一位有名望、有潜力的中级京官，如大理卿源光裕（源乾曜的堂孙）、尚书左丞杨承令、兵部侍郎寇泚等，任命他们为刺史。并在洛水之滨举行了极其隆重的欢送仪式，命宰相、诸王及诸司长官、台郎御史齐集送行！太常寺奏乐，内教坊歌舞助兴，皇帝亲自赋诗赠别，赐以盛馔，规格之高，前所未有。
贞小兕虽然未能亲临现场，但通过官方文书和同僚绘声绘色的描述，也能想象出那“旌旗蔽日，鼓乐喧天”的盛大场面。她深刻地感受到，这位开创了“开元盛世”的皇帝，其胸中的格局与抱负。
她想起西汉宣帝曾说过：“与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能和我一起治理好天下的，不就是那些优秀的地方郡守吗？）
“唐玄宗是真正懂得治国精髓的，” 她在笔记的最后总结道。
‘盛世’的基石，不在于朝堂之上有多少名臣争奇斗艳，而在于广袤的帝国疆域内，有多少称职的‘二千石’在勤政爱民。他如此不遗余力地抬高地方官地位，推动人才上下交流，正是抓住了‘郡县治，天下安’的核心。这说明在开元中期，他依然保持着高度的清醒与务实，重视民生，着力于制度建设。这才是‘开元盛世’能够出现的根本原因。”
而她自己，贞小兕，一个来自千年之后、拥有心理学知识的东北丫头，在叔父贞德本那带着蒜味儿和糖饼香的庇护与指引下，终于在这波澜壮阔的大唐官场，小心翼翼地迈出了第一步。
她不再仅仅是历史的旁观者。
透过鸿胪寺那扇小小的窗户，她观察着，分析着，学习着。
前方的道路依旧迷雾重重，充满未知的挑战，但她知道，自己必须“支棱起来”，不仅要活下去，更要利用自己的知识和独特的视角，在这煌煌史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不可替代的位置。
朝堂之上的风云，依旧如同永不停歇的潮水，一波方平，一波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