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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窖的门被撞开时,皇室代表正把一张锅炉零件图塞进怀里。图纸上的安全阀参数被改了,实际起跳压力比标注的低百分之二十,用这种图纸造出的锅炉,很容易爆炸。

这场搜查最终查获了三百多张废旧图纸,南武洲劳动党据此召开大会,宣布彻底清查皇室在工厂里的股份,所有技术资料由工人委员会统一保管。

消息传到越国,朱祁锂正在看钢铁厂的最新报表——用南武洲买来的高炉图纸改造后,炼出的铁水温度忽高忽低,根本没法炼钢。周启元在报告里写:“耐火砖三天就裂了,炉温一高就塌,估计是砌筑方法不对。”

“让他们别仿了。”朱祁锂对工业大臣说,“去跟虞国说,我们愿意把钢铁厂的股权再让五个百分点,只求他们派工程师来。”

但虞国的回复很干脆:“先把工人委员会的权力落实了。你们的厂主还在扣工人的技术分红,谁来都没用。”

在宁国,朱奠培正看着造船厂的新船下水。这艘船用的是宁国自己生产的焊条,焊缝上刷了三层漆,看着挺光鲜。但试航时,船底的焊缝突然漏水,差点把船沉了。

“把虞国的焊工请过来。”朱奠培对造船厂厂长说,“就说给双倍工钱,让他们手把手教。”

可虞国的焊工来了之后,发现宁国的工人连基本的焊接姿势都不对。“你们握焊枪的手太抖,”虞国焊工演示着,“手腕要稳,电流调大了就往后退半寸,这得练三个月。”

但宁国的工头嫌太慢,逼着工人一天练十个时辰,结果不到一个星期,就有三个人被电弧灼伤,还有人把焊枪的电缆烧了。

联邦三十八年三月,劳动国际在玄中城召开技术交流会。各国代表都来了,桌子上摆着各自的产品——韩国的船用螺栓,代国的棉纱,明国的齿轮,宁国的焊条,越国的钢板。

朱昭熙让人把这些样品送到实验室检测,结果很快出来:韩国的螺栓达标,代国的棉纱接近标准,剩下的全不合格。

“不是技术难,是你们的制度不配套。”朱昭熙指着检测报告,“明国的齿轮没按检验规程做,宁国的焊条缺了炉前分析,越国的钢板是因为工人没参与配料调整。”

她拿出一份新的《技术合作章程》:“想继续用我们的技术,就得按这个来。第一条,工厂里的技术文件必须对工人公开;第二条,关键工序必须有工人代表签字才能开工;第三条,每年拿出利润的百分之五搞工人培训。”

明国、宁国、越国的代表互相看了看,没人敢说话。他们知道,如果答应,厂主的权力就会被削弱;可如果不答应,技术代差只会越来越大。

会议僵持到傍晚,韩国代表先签了字:“我们早就这么做了,确实管用。”

代国代表跟着签了:“工人懂技术了,设备故障率降了一半。”

朱祁锂派来的特使咬了咬牙,也拿起笔:“我们签,但能不能先培训我们的工人?”

朱昭熙点头:“明天就派人去,从基础的量具使用教起。”

明国和宁国的代表回到住处,连夜发电报回国。朱祁钧和朱奠培在皇宫里收到消息,都陷入了沉默。窗外的月光照在奏折上,上面写着——如果不签,下个月虞国就要停止供应精密零件。

“签吧。”朱祁钧对信使说,“但告诉朱昭熙,我们要派人去虞国的工厂参观,看他们是怎么管工人的。”

朱奠培也对身边的人说:“让造船厂的工人代表去,就说让他们学技术,其实是去看看虞国的工会到底有多大权力。”

他们不知道,朱昭熙早就料到了这一步。她让李怡准备了十家不同类型的工厂,从纺织厂到钢铁厂,全是工人参与管理搞得好的。

“让他们看个明白。”朱昭熙说,“技术不是画在纸上的图纸,是装在工人脑子里的本事。他们要是学不会这点,买再多设备也没用。”

三月底,明国和宁国的工人代表来到虞国。在松风省的农机厂,他们看到工人正在给车床换刀具,旁边的黑板上写着“今日废品率:0.3%”。在沃垦省的集体农庄,农民正拿着耕作日志讨论播种深度,日志上的数据精确到厘米。

“这活儿我们也能干啊。”明国的一个纺织工人小声说,“就是没人教我们怎么记这些数。”

宁国的焊工代表盯着虞国的焊接记录表,上面不仅有焊缝参数,还有每个焊工的名字和日期:“原来他们是这么扣责任的,难怪没人敢偷懒。”

参观结束时,虞国的工人代表送给他们一套《工人管理手册》,里面详细写了怎么组织技术讨论,怎么监督设备维护,甚至还有怎么跟厂主谈判工资。

“回去试试。”虞国的工人代表说,“我们刚开始也难,但做起来就知道,对大家都好。”

代表们把手册揣在怀里,踏上了回国的船。甲板上的风很大,吹得他们的衣角翻飞,但没人觉得冷。他们手里的手册虽然薄薄的,却好像比船上的钢材还沉。

此时的联邦工业技术研究院,王工程师还在对着光学测微仪发愁。他不知道,真正能缩小技术差距的东西,正被明国的工人代表揣在怀里,很快就要在明国的工厂里发芽。

而这场关于技术的博弈,才刚刚进入最关键的阶段——不是比谁的设备更先进,而是比谁能真正把工人的力量用起来。

明国松京城的联邦工业技术研究院内,王工程师依旧对着那台光学测微仪发愁。这仪器本应是提升精度的关键,可现实却残酷地摆在眼前。

车床加工出的零件误差高达半毫米,与测微仪能达到的千分之一毫米精度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工匠们对这仪器也颇为不满,认为在当下锉刀都难以达到精细程度的情况下,高精度测量并无实际意义。

李琮带来的《零件检验规程》曾给研究院带来一丝希望。按照规程,每个零件都要经过三个人检查,试图以此保证质量。

然而,在明国现有的条件下,这一制度漏洞百出。查尺寸的工匠不认识精密量具,无法准确测量;查硬度的工匠拿错检测标准,导致结果失真;最后盖章的工匠更是不负责任,将不合格零件混入其中。

不到半个月,五十多个劣质齿轮被装到纺织机上,引发三台织机卡轴停机。这一事件不仅影响了生产进度,也让研究院的努力付诸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