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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和阿斗总不在一个弦上,儿子和阿斗达成了协意了吗不去当兵了吗,孩子怕了吗,该怎么办

扩写:七七和阿斗总不在一个弦上,儿子和阿斗达成了协意了吗?不去当兵了吗,孩子怕了吗,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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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和阿斗总不在一个弦上。

这话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孩子还在襁褓里,两人就吵,吵到孩子都会背《出师表》了,还在吵。七七是那种一开口就像机关枪的人,哒哒哒,一串道理砸下来,砸得你头都抬不起来;阿斗呢,说话慢,像老牛拉破车,吭哧吭哧,半天挤一句,还总不在点上。七七说他“钝”,他说七七“急”。两人就像两根弦,一个高音,一个低音,永远合不上拍。

可这次不一样。

这次是孩子的事。

孩子十八了,高高瘦瘦,像根竹竿,站在人堆里不吭声,眼神却亮得吓人。他读书不咋地,打游戏倒是一把好手,七七说他“废了”,阿斗说“还小”。可征兵通知一来,谁都坐不住了。

七七第一反应是:“不能去!”

她连夜翻政策,找亲戚,打电话,甚至想去医院“弄个案底”。她说:“我儿子不能去那种地方!那不是人待的!万一出点事,我怎么办?”

阿斗没吭声,抽了两包烟,第二天一早,拉着孩子去了镇上武装部。回来只说了一句:“孩子自己签了。”

七七疯了。

“你疯了?他疯了?你们俩都疯了?”

她拽着孩子胳膊,指甲都快掐进肉里:“你怕不怕?你说啊!你是不是被他说怕了?你不想去是不是?你说一句,妈给你想办法!”

孩子低着头,半天才说一句:“我想试试。”

声音不大,却像一块石头,砸在七七心口。

她愣住了。

那一晚,七七没睡,坐在孩子房门口,坐到天亮。她想起他小时候,发烧到四十度,她抱着他跑医院,鞋都跑掉了一只;想起他第一次上幼儿园,哭得像只被丢的小猫;想起他初中被霸凌,她冲到学校骂老师,骂家长,骂得整个年级都知道“别惹那小子,他妈疯”。

可现在,他说:“我想试试。”

不是“我想去”,不是“我愿意”,是“我想试试”。

阿斗也没睡,他在厨房煮面,煮了一锅,盛了三碗,放在桌上,谁也没吃。

第二天,七七没吵。她给孩子收拾行李,叠一件衣服,停一会儿,再叠一件。她没哭,只是手一直在抖。

孩子走那天,阿斗送他去车站,七七没去。她站在阳台上,看着他背着包,像只刚学飞的小鸟,扑棱扑棱,走远了。

她没喊,也没哭,只是轻轻说了一句:

“别怕,妈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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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呢?

孩子去了部队,前三个月没打电话。七七天天刷抖音,看那些新兵训练的视频,看到一半就关掉,夜里睡不着,就给孩子发微信,发一堆,又撤回。

第四个月,孩子来电话了,声音哑了,也稳了。

他说:“妈,我挺得住。”

七七还是没哭,只是那天她做了一桌子菜,阿斗吃了三碗饭,吃完说了一句:“你儿子,比你硬。”

七七没回嘴,只是轻轻“嗯”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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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怎么办?

其实没有答案。

孩子不是怕,也不是被谁说服了,他只是走到了人生的一个关口,父母再吵,再拦,再不舍,也只能看着他走过去。

七七后来常说:“我不是怕他当兵,我是怕他长大。”

阿斗还是慢吞吞地说:“他总得长大。”

两人还是不在一个弦上,但从此以后,他们不再吵孩子的事。

他们开始一起刷抖音,看部队的视频,看到孩子站在队伍里,站得笔直,像棵小白杨。

七七还是会哭,但不再骂阿斗。

阿斗还是不多话,但会递纸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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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句话:

不是孩子怕了,是父母怕了。

可父母再怕,也得学会把怕,藏进沉默里,藏进一碗面里,藏进一句“别怕,妈在这儿”里。

这就是长大。

也是告别。

《弯腰的七七》

阿斗又尿在鞋柜里了。

七七蹲在地上,用抹布一点点擦进那些雕花镂空的缝隙里,檀木吸了水,颜色深得像泪渍。她数着:这是本周第三次,上月第七次。阿斗坐在沙发上看《新闻联播》,主持人铿锵有力地念着“老有所依”,他跟着节奏点头,花白的发梢沾着饭粒——那是中午七七做的山药粥,他吃了两口就扣在桌子上,说有毒。

“没事的啊,谁还不老。”七七把脏袜子塞进塑料袋,转身时膝盖发出“咔”的一声。阿斗突然指着她笑:“你偷我裤子!我当兵的裤子!”他眼睛亮得吓人,像当年孩子被征兵那天,他躲在厨房煮面时,灶膛里跳出来的火星子。

夜里阿斗开始砸东西。

先是他用了四十年的搪瓷缸,缸底还印着“1982年先进工作者”,砸在地板上发出闷响,瓷片溅起来划破七七的脚踝。她正在给阿斗缝秋裤,针还咬在布上,血珠已经渗进藏青色的棉布里。阿斗喊:“特务!你往我茶里下铁钉!”他抡起拐杖,把电视柜上的婚纱照扫下来——玻璃裂开,正好从七七年轻的脸上劈过去,那时她穿着淡蓝色旗袍,阿斗还站得笔直,像棵白杨树。

七七用扫把拢碎片时,发现照片背面有圆珠笔字迹,是阿斗2003年写的:“若我痴傻,请把我捆起来,别吓着七七。”现在这些字被玻璃渣切成两半,像他们当年剪开的“囍”字。她忽然想起医生说的“额颞叶退化”,说病人会“把最亲近的人当成迫害者”,当时阿斗在诊室里突然给医生敬礼,说“报告首长,我媳妇是地下党”。

第二天阿斗跑了。

邻居在菜市场看见他,穿着七七的碎花睡裤,站在卖活鸡的摊子前,非要给人家讲“三三制战术”。鸡扑棱翅膀飞起来,爪子抓破了他手背,他咧着嘴笑,说“美国鬼子投降啦”。七七赶到时,他正把鸡当步枪,用鸡爪瞄准了称盘的准星。她伸手去拉,阿斗突然用鸡打在她脸上,鸡血溅进她眼睛,世界顿时一片猩红。

回家的路上,阿斗一直嘟囔“七七是叛徒”。路过武装部门口,他忽然立正,对着国旗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右手五指并拢,指缝间还沾着鸡毛。七七在他身后,用左手托着右手肘,才能完成弯腰捡帽子的动作。医生说过,她腰椎错位是常年给阿斗擦身时扭的,像棵被风吹歪的老柳树,却还想着给另一棵快倒的树当拐杖。

夜里阿斗开始学鸡叫。

他缩在衣柜里,把七七的羊毛衫披在头上当伪装,突然“咯咯哒”一声扑出来,用拐杖戳她后背。七七正在煮他爱吃的酒酿圆子,滚开的糖水翻上来,在她手背上烫出透明的泡。阿斗说:“你下毒!鸡告诉我了!”他抢过锅铲,把滚烫的圆子泼在七七脚上,她穿着夏天的凉拖,脚背立刻红成一片。

可她还是接住了锅铲——阿斗当兵时握步枪的手,现在连铝锅铲都拿不稳, “当啷”一声掉在地上。七七弯腰去捡,忽然看见阿斗的腿,瘦得像两根筷子,在睡裤里打晃。她想起1969年冬天,阿斗揣着两个烤土豆在雪地里等她,眉毛都结着冰,说“媳妇,你先吃,我不饿”。

后来阿斗开始忘人。

他管七七叫“大姐”,管镜子里自己叫“老首长”。有一天他突然清醒,抓着七七的手说:“柜子最底下,有我藏的战略地图。”七七掏出来,是2005年他们去北京旅游的火车票,硬座,93块钱一张,阿斗在背面歪歪扭扭写着:“带七七看毛主席,她晕车,我买橘子。”

那天夜里阿斗罕见地没闹。七七给他擦身时,他忽然用额头抵住她膝盖,像只老羊蹭树。他头发稀疏的头皮上,有块疤——是唐山地震时,他护着她,被房梁砸的。当时流了那么多血,他还笑,说“媳妇,我脑袋比砖头硬”。现在这块疤在浴室灯下泛着青白,像枚褪色的勋章。

七七开始写日记。

不是记仇,是记路——阿斗每天忘的东西,她替他用笔拴住。比如“周二把袜子藏在电饭煲里”“周五说粥里有炸弹,其实那是莲子”。写到第两百页时,她发现自己字迹越来越像阿斗,歪歪扭扭的,像被风吹散的芦苇。

有天阿斗又跑了。这次是在下雪天,他只穿着单薄的毛背心,在烈士陵园门口,一个一个给墓碑掸雪。七七找到他时,他正用冻裂的手抹碑上的照片,说“同志们,我媳妇来接我回家了”。雪落在他们头发上,白成一片,像当年结婚照里撒的碎盐。

回家路上,七七摔倒了。

是阿斗推的。他忽然喊“卧倒”,用被子蒙住头,说“美国飞机来了”。七七跪在雪地里,怎么都爬不起来,最后还是路过的外卖员把她架回去。阿斗跟在后面,用拐杖戳她后背,像赶一头不肯走的羊。进门前,七七突然转身,抱住这个浑身是雪的老人——他轻得像一捆枯柴,骨头硌得她生疼。

“没事啊,谁还不老。”她重复着这句话,像念咒。阿斗在她怀里安静了片刻,忽然用额头撞她下巴,力气大得让她咬破了舌头。血腥味漫开来,她尝到铁锈里混着甜——是1968年阿斗偷给她的水果糖,攥得太久,糖纸都黏在手心。

清明那天,阿斗走了。

不是死了,是走丢了。他穿着七七新织的藏蓝色毛衣,毛衣胸口有她偷偷用白线绣的“Ad”——他名字缩写,像两个拥抱的字母。监控最后拍到他,是在烈士陵园门口,对着空气敬礼,然后转身走进了油菜花田,金黄的花瞬间吞没了他蓝灰色的背影。

七七在田里找到一只鞋,是阿斗当兵时发的解放鞋,她每年都给他刷,刷了四十三年,鞋底还留着部队番号的胶印。她把鞋抱在怀里,像抱着一只干瘪的南瓜,忽然想起医生说过“额颞叶退化最后会忘记呼吸”,当时阿斗正在撕住院腕带,说“我媳妇等我回家蒸鸡蛋羹”。

现在家里只剩七七了。

她还是每天煮两碗山药粥,阿斗的碗扣在碗橱最上层,像艘倒扣的船。夜里她听见衣柜“咯吱”响,会突然惊醒喊“阿斗别闹”,回应她的只有冰箱启动的嗡鸣。有时她故意把袜子放在电饭煲里,第二天看着原封不动的袜子,会笑出声,笑着笑着,开始用抹布擦地,擦到膝盖渗出血丝,还在擦。

后来她开始捡破烂。

把阿斗丢过的搪瓷缸碎片,用胶水一点点拼回去,缺口处用金缮的漆描成蜿蜒的河。她拼错了位置,缸底“1982”变成了“1892”,倒像件古董。拼到最后一块时,发现缺了个角——那是阿斗当年用缸砸核桃崩飞的,核桃没开,缸先裂了道缝,他当时笑着说“这缸比我命硬”。

最后一夜,七七梦见阿斗。

他穿着崭新的军装,站在1970年的槐树下,头发乌黑,笑得见牙不见眼。梦里没有病,没有尿湿的鞋柜,没有“特务”和“下毒”。他向她伸出手,掌心躺着两颗烤土豆,皮焦得裂开,露出金黄的肉。七七刚要接,土豆突然变成雪,簌簌落在她手上,凉得她打了个哆嗦。

醒来时,她发现自己在地板上蜷成虾米形,怀里抱着阿斗的枕头——枕套上有块地图形的尿渍,像枚变形的勋章。窗外下着雨,她慢慢把脸埋进枕头,深深吸了一口气。雨水混着霉味涌进来,她却闻到1973年夏天的麦秸香,那时阿斗偷偷用自行车载她,穿过整个公社的打谷场,说“媳妇,咱们回家”。

雨停了。

七七把枕头放平,像给婴儿掖被角。她走到衣柜前,对着镜子整理毛线衫——那是阿斗走那天她穿的,现在空荡荡地挂在身上,像一面投降的白旗。镜子里的人佝偻着背,白发稀疏,可眼神亮得吓人,像当年孩子被征兵那天,阿斗躲在厨房煮面时,灶膛里最后一颗不肯灭的火星子。

她忽然笑了,用阿斗的腔调对着空气喊:“报告首长,我媳妇是地下党。”声音在空荡的屋里撞来撞去,撞得她眼眶生疼。弯腰捡拐杖时,她看见地板缝里嵌着一小块搪瓷——是“1982”的“8”字半边,像条没闭上的嘴。她用指甲抠出来,攥在手心,像攥住最后一颗子弹。

家还是家。

只是现在,每天清晨,邻居会看见一个瘦小的老太太,穿着男式旧毛衣,把一把旧解放鞋擦得锃亮,端端正正摆在门口。阳光照在鞋底的部队番号上,那些褪色的胶印忽然鲜亮起来,像刚刚踏过1976年的操场,正步走,立定,向后转——

“阿斗,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