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榔头杀手落网。”
这是当天下午三点三十五分出现在市广播电台滚动播报栏目的第一条讯息，仅用了七个字，却在各地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舆论地震。
阳河、东川、临山三地的电视台都打破原有节目安排，开始连播专题报道，而在网络舆论尚未全面发展的年代，这样的新闻能在街头巷尾引发爆炸性传播。市井的议论、报纸的小字报、公安系统内部简报，一时间，全数聚焦。
“他看着不像杀人犯。”
“听说他其实就是修暖气的，结果因为拖欠工资被开除。”
“太吓人了，以后谁还敢开门？”
“杀了那么多人啊……还能活着被抓住，警察真厉害。”
而在警队内部，程望站在分析室的长桌前，手边摊开的是厚厚一摞嫌疑人心理侧写报告、历史经历调查文件、新闻回执和官方发布舆情稿件。他目光凝在一页复印件上，那是嫌疑人童年经历的一段文字记录。
“小学一年级时因偷铅笔被母亲当众脱裤子鞭打，其父离家后再无联系；十三岁辍学后长期游走于城乡接合部打零工，工地、搬运站、维修队，有多次工资纠纷纪录。无长期稳定社交，行为内向、自我压抑，曾两次尝试自残。”
程望用红笔划出“自我压抑”“社交障碍”几个字，又圈出“被羞辱”“潜在暴力积蓄”。
嫌疑人不是疯子。他在审讯中明确拒绝“精神疾病”标签，甚至为自己的每一次袭击“合理化”辩护。
“他们都是轻视我的人。”
“他们活得太轻松。”
“我只是给他们一些代价。”
这是他原话。
程望曾见过太多类型的罪犯——暴躁型、冷血型、精神紊乱型，但这一类极其隐忍、自我逻辑严密的连环作案者，是最危险的。
他们习惯把愤怒、羞耻、失败压缩在心底，直到某个压垮神经的瞬间，再一次性倾泻出去。而他们的倾泻，不是爆炸，而是“执行”。
有计划、有目的、有节奏。
在会议上，市局局长第一时间传达要求：“全市范围加大入户服务人员核查，防止类似事件复发；物业、社区联防机制升级。各媒体统一口径，不夸大其词、不制造恐慌。”
而程望，却始终盯着一份尚未公开的卷宗复印页。
那是凶手入狱前的笔录，他在长达四千字的供述中，留下了一段没有被列入主要证据体系的叙述：
“我杀第二十个人的时候，没有愧疚，也没有快感。我只是觉得……这是任务。不是谁吩咐我的，是我自己安排的，就像排班表。我不能早退，不能迟到，不能漏掉。”
他以“任务”称呼杀人，这意味着什么？
不是快感猎杀，不是冲动宣泄，而是“仪式性计划”。这是典型的行为扭曲人格特征中，一类“系统性失控”模式。
程望将这部分划出，递交心理分析室建议留档观察。
但他更在意另一个问题。
嫌疑人，是否还有未交代案件？
因为在目前已核实的19起案件中，有两起现场指纹与嫌疑人微有差异，虽然重合度极高，但在受害人屋内还出现了第二份不明鞋印与残留烟灰。这种痕迹如果非失误采集所致，说明嫌疑人曾有“同伙”或曾遭遇“模仿者”。
“你怀疑还有第二人？”副队李勉问。
程望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把那份现场痕迹比对报告放在桌面，沉声道：“这类案件，最怕‘传染’。”
“模仿犯？”
“不是简单的模仿。”程望眼神锐利，“是诱发。一个人公开杀人，审讯、报道、动机曝光……在社会底层的某些角落，那些与他一样被长期压抑、边缘化、被羞辱的人，很可能因认同而生效仿冲动。”
“你是说，这种案件，可能是开端？”
程望沉默。他知道，这场战斗远没有结束。榔头杀手的落网，只是盖棺论定了一段罪行，而真正该问的是：
“我们如何让更多人，不去拿起那个榔头？”
是社会机制的漏洞？教育失序？人性之恶？所有的答案都过于宏大，难以一一破解。
他最终只是平静地写下一句话，贴在卷宗最后一页的空白上：
“这类犯罪的根源不是某一人，而是某一代人长期遭遇世界冰冷后的总账。”
第二天，他出现在预审会上，重新开启那份“鞋印不符”的现场分析。
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地狱，从来不止一人建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