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王敦听说甘卓起兵，心里特别害怕。甘卓哥哥的儿子甘卬是王敦的参军，王敦就派甘卬回去跟甘卓说：“您这么做，从臣子的气节来说，我不会怪您。只是我家里的事儿太急了，没办法才这样。我想您还是把军队撤回襄阳吧，咱们以后重新交好。”甘卓这人虽然仰慕忠义，但生性多疑，做事不够果断。他把军队驻扎在猪口，想着等各方一起出兵，结果磨蹭了好几十天，一直没往前推进。王敦占领建康后，就派朝廷使者拿着驺虞幡去让甘卓撤军。甘卓听说周顗、戴渊死了，流着泪对甘卬说：“我一直担心的，就是今天这种情况。而且要是能让皇上平安，太子也没事儿，我在王敦上游，他也不敢轻易危害国家。但要是我直接占据武昌，把王敦逼急了，他肯定会劫持天子，让天下人都绝望，所以还不如撤回襄阳，再想想以后的办法。”说完就下令撤军。都尉秦康和乐道融劝甘卓说：“现在咱们分兵截断彭泽，让王敦的上下游军队没法相互接应，他的人马自然就散了，一战就能把他抓住。将军您发动了义兵却中途停止，我觉得这做法可不行。而且将军您手下的士兵，各有各的想法，都想往西回去，恐怕到时候想走也走不了。”甘卓不听他们的。乐道融日夜哭着劝谏，甘卓还是不听，乐道融又忧愁又气愤，最后就去世了。甘卓这人平时性格宽厚温和，这时候却突然变得固执起来，直接就回襄阳了，整个人心神不宁，举止也失常了，了解他的人就知道他快不行了。
王敦让西阳王司马羕做太宰，给王导加授尚书令，任命王廙为荆州刺史。他随意更改百官和各地军事长官，被调任、降职、罢免的人数都数不过来，有时候早上刚决定的事儿，晚上就又变了，完全按自己的心意来。王敦打算回武昌，谢鲲对他说：“您到都城以来，一直称病不朝见天子，所以虽然建立了功勋，但实际上人心还是有些不服。现在要是去朝见天子，让君臣之间的矛盾化解，那大家就都心悦诚服了。”王敦问：“你能保证不出变故吗？”谢鲲回答：“我最近去朝见皇上，皇上一直盼着能快点见到您，宫里和朝廷都很平静，肯定不会有问题。您要是去朝见，我愿意跟在您身边。”王敦生气地大声说：“就算杀了你们几百人，对时局又能有什么影响！”最终还是没去朝见天子就走了。这年夏天四月，王敦回到武昌。当初，宜都内史天门人周级听说谯王司马承起兵，就派哥哥的儿子周该偷偷到长沙，向司马承表达心意。魏乂等人攻打湘州很猛烈，司马承派周该和从事邵陵人周崎从小路出去求救，结果都被巡逻的人抓住了。魏乂让周崎对城里喊话，就说大将军已经攻克建康，甘卓回襄阳了，外面没救了。周崎假装答应，到了城下却大喊：“援兵马上就到，大家加油坚守！”魏乂就把他杀了。魏乂严刑拷打周该，一直到他死，周该都没说出周级派他来的事儿，周级这才躲过一劫。
魏乂等人攻打越来越猛，王敦又把在朝廷拿到的官员书信，让魏乂用箭射到城里给司马承看。城里的人知道朝廷守不住了，都很失落难过。双方僵持了快一百天，刘翼战死，士兵们死伤无数。癸巳日，魏乂攻下长沙，司马承等人都被抓住了。魏乂要杀虞悝，他的子弟们对着他痛哭。虞悝说：“人早晚都会死，现在我们全家都成了忠义之鬼，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魏乂用囚车把司马承和易雄押送到武昌，司马承的佐吏们都跑光了，只有主簿桓雄、西曹书佐韩阶、从事武延，换了衣服扮成仆人，跟着司马承，一直不离开他身边。魏乂看桓雄相貌举止不凡，心里害怕就把他杀了。韩阶和武延却更加坚定了跟从司马承的决心。荆州刺史王廙按照王敦的意思，在半路上把司马承杀了，韩阶和武延把司马承的灵柩送到都城，安葬之后才离开。易雄到了武昌，神情慷慨激昂，一点都不害怕。王敦派人拿着他之前发的檄文，数落他的罪过，易雄说：“这些事儿确实是我做的，只可惜我地位低、力量小，没办法拯救国家的危难。今天能为这事儿死，本来就是我愿意的！”王敦被他正义的言辞吓到了，就放了他，让他回住处。大家都来祝贺他，易雄笑着说：“我哪能活下去！”不久之后，王敦就派人偷偷把他杀了。
魏乂急着找邓骞，乡亲们都替邓骞担心，邓骞却笑着说：“他这是想用我呢，他刚拿下这个州，杀了好多忠良，所以想找我来平息众人的不满。”于是就主动去见魏乂。魏乂高兴地说：“您就像古代的解扬一样啊。”还任命他为别驾。
朝廷下诏让陶侃兼任湘州刺史，王敦却上奏让陶侃回到广州，给他加授散骑常侍。
甲午日，前赵的羊皇后去世，谥号是献文。
甘卓家里人都劝他防备王敦，甘卓不听，还把士兵都解散去种地，谁要是劝他，他就生气。襄阳太守周虑暗中按王敦的意思，骗甘卓说湖里鱼很多，劝他把身边的人都派出去捕鱼。五月乙亥日，周虑带兵到甘卓寝室偷袭，把他杀了，还把他的头送给王敦，连他的几个儿子也都杀了。王敦任命从事中郎周抚都督沔北的各项军事，代替甘卓镇守沔中。周抚是周访的儿子。
王敦得志之后，变得越来越残暴傲慢，各地进贡的东西大多都进了他的府里，将相和地方长官也都出自他的门下。他把沈充和钱凤当成出谋划策的主要人物，只听他们俩的话，被他们诬陷的人没有一个能活下来。他又让诸葛瑶、邓岳、周抚、李恒、谢雍当自己的得力帮手。沈充等人都凶狠险恶、骄横放纵，大肆修建府第，侵占别人的田地房屋，在集市上抢劫，明眼人都知道他们早晚会失败。
秋天七月，后赵的中山公石虎攻下泰山，抓住徐龛送到襄国。后赵王石勒把徐龛装在袋子里，从百尺高的楼上扔下去摔死了，还让王伏都等人的妻子儿女把徐龛的肉割下来吃了，又把投降的三千士兵都活埋了。
兖州刺史郗鉴在邹山待了三年，手下有几万人。因为战争一直没停，老百姓都没东西吃，只能挖野鼠、捉蛰燕来充饥，后来被后赵逼迫，就退到合肥驻扎。尚书右仆射纪瞻觉得郗鉴名声好、品德高，适合在朝廷任职，就上疏请求征召他。于是朝廷就征召郗鉴，任命他为尚书。徐州、兖州之间的很多坞堡都向后赵投降了，后赵安排官员去安抚他们。
王敦自己兼任宁、益二州都督。
冬天十月己丑日，荆州刺史武陵康侯王廙去世。王敦任命下邳内史王邃都督青、徐、幽、平四州的军事，镇守淮阴；任命卫将军王含都督沔南的军事，兼任荆州刺史；任命武昌太守丹杨人王谅为交州刺史，还让王谅去抓捕交州刺史修湛和新昌太守梁硕，把他们杀掉。王谅把修湛骗来，然后杀了他。梁硕就起兵在龙编包围了王谅。
祖逖去世之后，后赵多次侵犯河南，攻下襄城、城父，还包围了谯城。豫州刺史祖约抵挡不住，就退到寿春驻扎。后赵于是占领了陈留，梁、郑一带又陷入动荡不安。
十一月，任命临颖元公荀组为太尉，辛酉日，荀组去世。
朝廷撤销司徒一职，把相关事务并入丞相府。王敦把司徒原来的属官都留在丞相府。
皇帝又忧虑又气愤，结果生病了。闰月己丑日，皇帝驾崩。司空王导接受遗诏辅佐朝政。这位皇帝恭谨节俭有余，但英明果断不足，所以大业还没恢复，内部就先发生了祸乱。庚寅日，太子登基做皇帝，大赦天下，尊称自己的生母荀氏为建安君。
十二月，赵主刘曜把他的父母安葬在粟邑，还大赦天下。陵墓周长两里，高一百尺，大概动用了六万人，修了一百天才完成。干活的人晚上接着干，点着油脂做的蜡烛，老百姓都苦不堪言。游子远劝谏，刘曜根本不听。
后赵的濮阳景侯张宾去世，后赵王石勒哭得特别伤心，说：“难道上天不想让我成就大业吗？为什么这么早把我的右侯夺走啊！”程遐接替张宾做右长史。程遐是世子石弘的舅舅，石勒每次和程遐商议事情，要是意见不合，就会叹气说：“右侯丢下我走了，却让我和这种人一起做事，这不是太残酷了吗！”说完就会哭一整天。
张茂派将军韩璞带领人马夺取陇西、南安的地盘，设立了秦州。
慕容廆派他的世子慕容皝去袭击段末柸，打进令支，抢了一千多户百姓，然后就回去了。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聚焦东晋初年王敦之乱的关键阶段，勾勒出一幅乱世权力博弈的众生相。从忠义之士的悲壮殉国到权谋者的冷酷算计，从决策失误的历史遗憾到人性弱点的赤裸暴露，这段记载不仅是权力斗争的实录，更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教训。
优柔寡断者的悲剧：甘卓之死的警示
甘卓的命运是这段历史中最令人扼腕的注脚。作为手握重兵的荆州刺史，他本是制衡王敦叛乱的关键力量，起兵之初曾让王敦“大惧”，却最终落得身首异处的结局。其悲剧根源在于性格中的致命缺陷——“性多疑少决”。在猪口驻军时，他本可与各方义军形成呼应，却因“稽留累旬不前”错失战机；王敦控制建康后，他又轻信“旋军襄阳，当更结好”的谎言，在都尉秦康与乐道融“分兵断彭泽”的良策面前固执己见。乐道融“昼夜泣谏”直至“忧愤而卒”，未能唤醒这位犹豫不决的将军。
甘卓的决策失误并非单纯的军事判断问题，更是政治立场的摇摆不定。他既“慕忠义”想维护晋室，又畏惧王敦势力不敢全力抗争；既担心“劫天子以绝四海之望”，又幻想“还襄阳更思后图”。这种首鼠两端的心态使其丧失了战略主动权，最终陷入被动。更可悲的是，他在撤军途中“意气骚扰，举动失常”，从“本宽和”到“忽更强塞”的性情突变，实则是内心矛盾与恐惧的外在表现，难怪“识者知其将死矣”。
甘卓之死的终极教训在于：乱世之中，政治抉择容不得折中犹豫。当他“悉散兵佃作”，对家人的劝诫“辄怒”时，已将自己置于毫无防备的死地。襄阳太守周虑的突袭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真正杀死他的，是其在忠义与苟安之间的反复摇摆。
忠义之士的群像：乱世中的精神灯塔
与甘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批以生命践行忠义的志士，他们构成了乱世中最耀眼的精神光芒。周崎受谯王承之命求救，被捕后假意应允劝降，却在城下大呼“援兵寻至，努力坚守”，用生命传递希望；周该“考至死，竟不言其故”，以沉默守护秘密，保全了家族；虞悝面对死亡毫无惧色，坦言“今阖门为忠义之鬼，亦复何恨”，展现出视死如归的气节。
在这些忠义之士中，主簿桓雄、西曹书佐韩阶、从事武延的事迹尤为感人。当谯王承被捕后“佐吏皆奔散”，唯有三人“毁服为僮，从承不离左右”。桓雄因“姿貌举止非凡人”遭忌惮被杀，韩阶、武延却“执志愈固”，始终不离不弃，直至护送灵柩完成葬礼。这种超越生死的忠诚，在乱世中更显珍贵。
易雄的慷慨赴死同样令人动容。被押至武昌后，他面对王敦的质问毫无惧色，直言“今日之死，固所愿也”，其“意气忼慨，曾无惧容”的气节让王敦也一度忌惮。即便暂时获释，他也清醒地预知“吾安得生”，最终从容就义。这些忠义之士用生命诠释了“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传统，成为黑暗历史中的一抹亮色。
权谋者的逻辑：王敦集团的统治困境
王敦在控制建康后的一系列举动，暴露了权谋者的统治逻辑与内在困境。他“改易百官及诸军镇，转徙黜免者以百数；或朝行暮改，惟意所欲”，将权力的专断性发挥到极致。对西阳王羕、王导等人的任命，不过是拉拢势力、巩固权力的手段；而“四方贡献多入其府，将相岳牧皆出其门”的做法，则彻底暴露了其割据自雄的野心。
王敦的统治根基始终建立在暴力威慑而非人心归附上。谢鲲建议他入朝觐见以安人心，他却以“正复杀君等数百人，亦复何损于时”的暴言回应，这种对暴力的迷信使其丧失了政治和解的可能。其核心集团“沈充、钱凤为谋主，诸葛瑶、邓岳等为爪牙”，这批人“凶险骄恣，大起营府，侵人田宅，剽掠市道”，完全依靠掠夺与压迫维持统治，注定走向“识者咸知其将败焉”的结局。
值得注意的是王敦集团内部的矛盾隐患。他虽重用亲信却缺乏真正的政治智慧，对不同意见的处理方式唯有杀戮威慑。这种统治模式导致集团内部缺乏弹性与纠错能力，一旦军事优势丧失便会迅速崩溃。而王敦对甘卓、谯王承等异己势力的残酷镇压，虽暂时消除了威胁，却也将更多人推向对立面，为其最终败亡埋下伏笔。
乱世的连锁反应：权力真空下的秩序崩塌
这段历史不仅是东晋内部的权力斗争，更展现了乱世中多重势力博弈的复杂图景。祖逖死后，“后赵屡寇河南”，豫州刺史祖约无力抵御，导致“梁、郑之间复骚然矣”，显示出东晋在军事上的被动局面；兖州刺史郗鉴在邹山“掘野鼠、蛰燕而食之”的困境，反映了战乱中百姓的苦难；后赵石勒“盛之以囊，于百尺楼上扑杀徐龛”“坑其降卒三千人”的暴行，则展现了胡族政权的残酷统治逻辑。
在中央层面，晋元帝“恭俭有馀而明断不足”，无力驾驭复杂的政治局面，最终“忧愤成疾”而崩，标志着东晋初年皇权的脆弱性。“罢司徒，并丞相府”的举措，使王敦的权力进一步集中，也将东晋推向更深的危机。这种中央权威的衰落与地方势力的崛起，构成了东晋一朝政治的基本矛盾。
历史的镜鉴：性格、选择与命运的交织
这段历史最深刻的启示，在于揭示了性格、选择与命运的内在关联。甘卓的犹豫迟疑、王敦的刚愎自用、周崎的舍生取义、易雄的慷慨赴死，不同的性格特质导致不同的人生选择，最终通向迥异的命运结局。在乱世的放大镜下，人性的光明与幽暗被充分展现，而个体的选择不仅决定个人命运，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历史的走向。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段历史展现了权力合法性的本质——暴力可以夺取政权，却无法赢得人心；猜忌可以暂时自保，却会失去盟友；专断可以逞一时之快，却终将众叛亲离。王敦之乱虽以王敦暂时得势告终，但从这段记载中已能清晰看到其败亡的必然轨迹，而那些为忠义献身的志士，虽未能改变即时的战局，却以精神力量影响着历史的记忆与评判。
在这段充满背叛与坚守、犹豫与决绝、压迫与反抗的历史片段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东晋初年的政治乱局，更是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全面展现。这些鲜活的历史人物与他们的命运抉择，为后世提供了永远的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