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疆大捷的凯歌余音绕梁，李恪并未沉溺于武功的辉煌。他深知，刀剑可定疆土，却难服人心；真正的盛世，需文治与武功并重，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在军队犒赏、边关抚恤有条不紊进行的同时，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向了文化的振兴与教化的普及。
一日大朝，李恪于紫宸殿中，面对济济一堂的文武百官，朗声道：“北疆暂平，赖将士用命，亦赖国策得宜。然，朕常思，马上得天下，岂可马上治之？贞观年间，先帝命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统一经义，泽被士林。今永徽新政，百业俱兴，文教之事，亦当有新发展，以彰我朝文明之盛。”
他目光扫过礼部、国子监的官员，继续道：“朕意，于国子监下，增设‘广文馆’，招揽天下精通算学、律法、医药、天文、匠作等实学之才，不限于科举正途，凡有一技之长者，经考核，皆可入馆研修、着述、传艺。其所出成果，经审定，可颁行天下，惠及百姓。此馆，由朝廷供给廪饩，魏徵总领其事。”
此议一出，朝堂再现波澜。这无异于在传统的经学教育体系外，另立了一个以“实学”为核心的最高研究和教育机构，其地位虽在国子监之下，意义却非同小可。这意味着，那些曾被视作“杂学”、“小道”的知识技能，首次被提到了与经学并立的国家层面。
一些守旧官员面露难色，但鉴于北疆新胜，皇帝威望正隆，且此举并未触动经学根本，反对之声微弱了许多。更重要的是，魏徵以宰相之尊总领，表明了皇帝推行此策的决心。
魏徵出列，肃然领命：“臣必竭尽全力，使广文馆成为汇聚天下实学英才、推动百家技艺之殿堂！”
广文馆的设立，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入巨石。 诏令颁布天下，各地精通术算的账房、熟稔律法的老吏、妙手回春的郎中、善于营造的工匠、乃至观察星象的术士……无数身怀绝技却苦无进身之阶的“杂流”人才，纷纷携其毕生所学，奔赴长安。经过严格考核，一批确有真才实学者被纳入馆中。他们获得了稳定的俸禄和官方的身份，得以安心钻研，将以往秘而不宣或流散民间的知识，进行系统整理、验证与提升。
与此同时，李恪又下了一道影响深远的旨意：“命弘文馆组织学士，广泛搜集古今典籍，尤其注重前朝律令、地志、农书、医典、算经、工巧之术，去芜存菁，编纂《永徽文典》，以期集前代之大成，嘉惠后世学林。”
这已不仅仅是振兴实学，更是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文化梳理与总结，其气魄之宏大，令人心折。
立政殿内，崔芷柔亦以自己的方式，呼应着这场文化盛举。 她深知典籍整理之艰辛与重要，便奏请李恪，从尚宫局、内侍省中遴选数十名心思缜密、精于楷书的宫女宦官，于宫中僻静处设一“抄校坊”，专门负责为弘文馆清缮、校对《永徽文典》的部分书稿。她亲自定立章程，要求字迹工整，校勘精细，凡有疑问，必标注呈报，不得妄改。这不仅提高了编纂效率，也给了这些宫中底层一些接触文墨、参与盛事的机会，无形中提升了他们的素养。
此外，她还留意到，广文馆汇聚的医药人才中，有擅长妇科、儿科者。她便以皇后之名，下令太医院与此些医师合作，整理、编纂一部侧重于妇孺养护、常见疾病防治的《坤元宝鉴》，书成之后，不仅藏于宫中，更命人抄录简本，分发于各州郡医署，供医者参考，惠及民间。此乃润物细无声之德政。
时光在纸墨芬芳中悄然流逝。 广文馆内，算学大家改进的田亩测量法、新的记账法开始在一些州县试点；律法学者参与修订的《永徽律疏》愈发严谨周密；医师们整理验证的《新修本草》增添了数百种新药物及图鉴；匠作大家改进了水车、纺机，效率提升显着……一股务实、创新、精益求精的风气，在帝国的文化肌理中弥漫开来。
而《永徽文典》的编纂，更是浩繁巨制，非一朝一夕可成，但其启动本身，便已昭示着一个文化巅峰时代的来临。
这一日，李恪与崔芷柔微服出宫，信步至国子监外。但见广文馆所在的区域，虽不如隔壁太学、四门学那般学子如云、书声朗朗，却自有一种沉静专注的气息。馆舍内，有人伏案疾书，有人激烈辩论，有人摆弄着奇巧的器械模型，空气中仿佛涌动着知识与创造的热流。
“大家看，”崔芷柔指着馆内一位正与弟子演示新式提花织机模型的老匠人，“此等技艺若能推广，天下女子织布，或可省却不少辛劳。”
李恪颔首，目光深邃：“文治之功，看似无形，其力千钧。它能富民，能强兵，能定邦。这广文馆，这《永徽文典》，便是朕为这盛世，奠定的又一基石。”
盛世华章，文治煌煌。
武功定疆，文德化民。
帝后二人立于这文化与思想的洪流之畔，深知这由他们亲手推动的文明浪潮，必将比任何刀剑更为持久，更为深刻地塑造着大唐的未来，将其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辉煌顶点。这不仅仅是权力的巅峰，更是文明的火炬，在此刻，被他们高高擎起，光芒万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