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东头的陈家祠堂，檐角的铜铃总在无风时响。祠堂正厅的香案上，摆着个黑檀木算盘，算珠是象牙做的，被磨得泛黄，框子上刻着“陈氏宗祠”四个金字，算珠间的缝隙里，总积着些细碎的香灰，像是谁刚拨弄过。
祠堂的守祠人陈三叔公说，这算盘是光绪年间传下来的，当年陈家出了个账房先生陈敬之，一手算盘打得比商号的掌柜还精，十里八乡的人都来请他算田亩、核账目。陈敬之临终前把算盘锁进祠堂，说“陈家子孙若有难处，对着算盘拨三下，祖宗自会指路”。这话传了百十年，祠堂的门换了三回，算盘却始终摆在香案上，算珠上的包浆厚得能照见人影。
这年秋收，陈家的后生陈望田犯了难。他承包的二十亩稻田遭了虫灾，眼看要绝收，欠着镇上粮行的种子钱还没还，粮行的王掌柜放了话，中秋前再不还钱，就把他家传的那间碾米坊抵了去。望田蹲在祠堂门口抽了半宿烟，烟蒂扔了一地，天快亮时，他咬咬牙推开祠堂的门，想求祖宗指条活路。
香案上的算盘不知何时挪了位置，原本归位的算珠乱了套，“一”位上的珠子拨到了“五”，“十”位上的珠子悬在半空，像是等着人来续。望田想起三叔公的话，伸出手，对着算盘轻轻拨了三下——“噼啪，噼啪，噼啪”，算珠碰撞的脆响在空荡的祠堂里回荡，竟惊起梁上的几只蝙蝠，扑棱棱掠过香案。
他刚要跪下磕头，就见算盘底下的抽屉自己弹开，露出本线装账簿。封面已经褪色，上面用毛笔写着“陈氏田亩账”，翻开一看，字迹娟秀，竟是女子的笔迹。头一页记着光绪二十三年的秋收：“敬之哥今日算完张家的账，带回两斤红糖，说给娘补身子。虫灾过后，补种的荞麦收了三石，够过冬了。”
望田往后翻，里面密密麻麻记着陈家百十年的收成，丰年时写着“今日打谷，算珠拨得手酸”，灾年时记着“补种的豆子发了芽，算盘上的数虽少，心里却踏实”。最后一页停在民国三十一年，字迹有些潦草：“敬之哥走了，算盘我替他擦了，算珠上的‘五’和‘十’，他说留着给后人算补种的账。”
“这是陈敬之的媳妇写的！”望田突然想起族谱里的记载，陈敬之的妻子林氏也是个会算账的女子，当年虫灾，是她劝着丈夫改种荞麦，才让陈家没断了粮。他盯着算盘上悬着的“五”和“十”，突然明白过来——这不是乱了套，是在说“补种五成，十月收”！
他揣着账簿往田里跑，路过粮行时，王掌柜正站在门口嗑瓜子，看见他就喊：“望田，还账的事想好了？”
望田停下脚步，把账簿往柜台上一拍：“王掌柜，我想补种荞麦，能不能宽限到十月？”
王掌柜瞥了眼账簿，突然笑了：“你奶奶当年也跟我说过这法子。”他从抽屉里拿出包荞麦种，“这是我爹留下的，说陈家的人懂种田，错不了。”
望田抱着种子往田里赶，刚到地头，就见几个乡亲扛着锄头在等他。“三叔公说你在祠堂待了半宿，准是祖宗指了路。”村东头的老李头扛起锄头，“我们都来搭把手，算珠上的数，得人帮着才算得准。”
接下来的一个月，望田领着乡亲们翻地、播种，每天收工时都去祠堂擦算盘，把当天的工时、种子用量一笔笔算清楚。他发现林氏的账簿里还夹着张纸条，上面画着个简易的补种图：“一亩田撒三斤种，行距五寸，株距三寸，十月霜降前准能收。”
中秋过后，天突然降了场早霜，望田的心揪成一团，跑到田里一看，荞麦却长得正旺，紫黑色的花在霜里开得热闹。他又去祠堂拨算盘，这次刚拨了一下，算珠就“噼啪”归了位，像是在说“成了”。
十月底，荞麦果然丰收，不仅还了粮行的钱，还多收了两石。望田把第一袋新磨的荞麦面送到祠堂，摆在香案上，对着算盘说：“林奶奶，账算清了，补种的五成，收了七成。”
夜里，他躺在碾米坊的炕上，听见祠堂方向传来算盘声，“噼啪，噼啪”，像是有人在核收成。第二天一早，他去祠堂一看，香案上的荞麦面少了半碗，算盘上的“五”和“十”旁边，多了个小小的“七”。
王掌柜后来常跟人说，望田那回能渡过难关，不是靠祖宗，是靠老辈人留下的理——账要算得清，心要放得宽。望田则把林氏的账簿抄了份，贴在祠堂的墙上，下面写着：“算珠会老，理不会老，补种的是庄稼，续的是日子。”
这年冬天，陈家祠堂的铜铃响得格外欢。有人看见望田的小儿子趴在香案上，用手指拨着算盘上的“五”和“十”，他娘在旁边教他：“这是太奶奶留下的账，说做人得像算珠，该归位时归位，该帮人时，就得往前多挪挪。”
算盘上的香灰被风吹起，落在孩子的手背上，像是谁轻轻拍了拍他的背。祠堂外的碾米坊又开了张，石碾子转得“咕噜咕噜”响，把荞麦的香混着祠堂的烟火气，漫了整个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