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的诊所门口，排着十几个人。
不是来抗议的，也不是来问技术的。
大部分都是周晓禾去南岛国之前接的复诊病人，戴假牙的老广东、刚做完根管治疗的留学生、等着调牙套的华裔小孩。烧腊店黄老板也在，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了五盒叉烧。
“周医生！你终于回来了！”黄老板举着塑料袋，“叉烧给你留了半个月了，冷冻的，回去热一热就能吃。”
周晓禾接过塑料袋，低头看了一眼。叉烧冻得硬邦邦的，冰碴子挂在塑料袋内壁上。
“黄老板，你的假牙——”
“别提了，你去南海那阵子，假牙又坏了。去隔壁街那家诊所问，说要重做，两千八。我说等周医生回来。等了大半个月，天天喝粥。”
“进来。”
周晓禾打开诊所的门，诊室里的牙科椅落了薄薄一层灰。
她把黄老板按在牙科椅上，打开口腔灯。
假牙的卡环断了，基托裂了一条缝。修一修还能用，但黄老板的牙槽骨又萎缩了一圈，修好了也戴不了多久。
“黄老板。”
“嗯？”
“你想不想换一副真的？”
“啥叫真的？”
“自己的牙，重新长出来的那种。”
黄老板愣了两秒，然后一把抓住周晓禾的手腕。
“周医生，你说真的？”
“真的，但要去南岛国做。来回机票加住宿——我出。”
“那不行，你帮我修牙，怎么还能让你掏钱——”
“不是帮你掏钱。”周晓禾把口腔灯关掉，“是还债。”
“还什么债？”
“我在这条街开了十二年诊所。你们给我带了十二年烧腊、老火汤、虾饺、萝卜糕。每次付不起钱的时候都说，周医生，先欠着，下次一起算。算到现在，该我还了。”
黄老板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诊所外面排队的人越来越多。
有人听到了“免费做”三个字，掏出手机打电话。有人探头往里看，问“周医生是不是真的要带人去南岛国”。烧腊店隔壁的药材铺老板娘挤进来，拉下口罩露出缺了半颗门牙的嘴。
“周医生，我这是年轻时候啃螃蟹崩的，崩了十几年了——”
“能修，一颗门牙，矿化修复加树脂补形，半天就好。”
“多少钱？”
“说了免费的。”
“那不行！你开诊所不要钱，我们以后怎么办？你跑了我们找谁看牙？”
“我不跑。”周晓禾站在诊所门口，对着整条唐人街说。
“我把技术带回来，以后在这里就能做。现在去南岛国做的——是第一波。第一波最难。规则没通，保险不报，协会在国会山堵路。你们愿意信我，我就带你们去。来回机票、住宿、治疗费用我个人出。”
“那得要多少钱？”
“我在波士顿开了十二年诊所。攒的钱，够买几十张机票。”
药材铺老板娘眼圈红了。
“你跟你爸一个样。”
“我爸是洗奶瓶的，我是看牙的，都一样。”
东京，千代田区，日本牙科医师会。
会长办公室不大。墙上挂着一幅江户时代的浮世绘复制品，画的是一位町医者用木槌和铁棒给人拔牙——患者表情狰狞，围观者掩面不忍直视。
画下方摆着一张昭和年间的牙科椅，铸铁底座，皮垫磨得发亮。
这栋楼里每一件摆设都在说同一句话：日本的牙科，几百年传下来的。
会长叫松田慎一郎，六十一岁，三代牙医。
祖父在关东大地震后推着手推车给灾民看牙，父亲在战后开了东京第一家社区牙科诊所。
他接手父亲的诊所做了三十年，手底下一共四个牙科椅、两个卫生士、一个前台。靠这份家业供儿子念完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现在儿子在代代木开了第二家分诊所。
这栋楼里，跟松田家差不多的诊所，有几万家。
遍布日本每一个町、每一个车站前的商店街、每一个住宅区的拐角处。
社区牙科诊所是日本基层医疗的毛细血管，也是日本牙科医师会的选票基本盘。参议院里至少七个议员靠医师会的政治献金当选，众议院更多。
松田慎一郎坐在会长办公室里，面前摆着一份英文材料。
材料的封面印着《柳叶刀》的标志，标题翻译成日文：成釉细胞假基因激活与牙釉质生物矿化修复的灵长类模型研究。
旁边附着一份日文摘要，是请庆应大学医学部的教授翻译的。
“南岛国，又是南岛国。”松田把老花镜摘下来，捏了捏鼻梁。他身后站着两个人——副会长高桥，负责对外联络；事务局长中村，负责跟国会对接。
“肝癌三联方案也是他们搞的。”高桥说，“去年《柳叶刀》发论文的时候，日本消化器病学会还专门开了研讨会。结论是——数据没问题，但日本的药事法审批至少要五年。”
“五年。”松田把老花镜放在桌上，“五年够他们再做多少事？肝癌之后是渐冻症，渐冻症之后是骨骼矿化，骨骼还没做完，牙齿的先出来了，这个速度——”
“不是正常的速度。”中村接话，声音压得很低，“会长，我联系过美国那边的牙医协会，他们也注意到了。格兰特主席上周召开了紧急会议，但没拦住——周晓禾带了三十例临床数据回去做报告，数据太硬了。”
“三十例，不能从数据上攻击？”
“很难，全部数据公开在开源平台上，每一例都有完整的术前术后影像、元素分析、硬度检测、随访记录。而且第一位人体志愿者是李晨本人。”
“南岛国的幕后掌权者。”
“对，自己先做了。右下第一磨牙，莫氏硬度五点九，啃排骨的视频在希望岛传遍了。”
松田沉默了一会儿。窗外是千代田区的秋日天空，银杏叶开始变黄，落在二重桥前的护城河里。他在这栋楼里坐了十二年会长，处理过无数次跟厚生劳动省的谈判、跟医保酬付制度改革的对策、跟齿科材料商的定价博弈。但这一次不一样。
“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这项技术进入日本需要多长时间？”
“理论上，现在就可以。”中村翻开笔记本，“南岛国跟日本没有签订正式的医疗技术互认协议。但九条家，九条真一家主、九条和彦首席，已经深度参与了南岛国的科研。海监船是他们造的，海底光缆是他们铺的，樱花岛的溶洞加固是他们的工程师做的。再加上南岛国的日本移民，目前是南岛国第二大族群，仅次于华国。这些人对母国有天然的亲近感，如果民间先做起来，医师会挡不住。”
“移民？”松田抬起头。
“对，上次公布的普查数据，南岛国现在八十三万七千人，华国裔约占四成，日本裔大约两成半，东南亚移民大约一成半，欧美裔不到一成。原住民岛民，可能连前五都进不了了。”
松田的手指在椅子扶手上轻轻敲着。
跟霍华德·格兰特不同，日本人敲手指是往回收的，一下一下像在打算盘。
“社区诊所，日本有六万八千家牙科诊所，平均每一千七百人就有一家。密度是美国的五倍。这些诊所靠什么活着？种植、修复、正畸，自费项目的收入占了诊所流水的一半以上。医保覆盖的补牙、拔牙、牙周基础治疗，那些只够交房租和水电。”
“如果生物矿化修复进来——”高桥没说完。
“进来之后，种植不用做了。一颗种植牙在日本收费四十万日元，矿化修复的成本不到三分之一。不需要开刀，不需要植骨，全科牙医打一针就行。如果我是患者，我选哪个？”
“选便宜的。”
“选不疼的，选不用开刀的。选做完第二天就能正常吃饭的。患者永远选最不折腾自己的。不管这个技术来自哪个国家、实验室里主刀的医生多大年纪、论文通讯作者是不是才十九岁。”
高桥和中村对视了一眼。
“会长，我们去南岛国看看？”高桥试探着问。
“以什么名义去？医师会的代表团？”
“不必，就说——去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