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出来的大衣，并不是这批急单里的。
第二天食堂值班员说出照片背面的“北江桥头”，又认出内袋红线补丁。衣服属于食堂炊事员魏长青，一个月前已经送来换领，后来因同色大衣集中堆放，一直没有交回。
旧账本只记“换领一件五角”，领衣栏空着。冯巧云记得自己拆过旧领，顾兰香记得补布不足便停下，两人都以为后来有人接手。衣服从旧堆混进本次送货，交接员捆包时没有逐件点数，才形成十五件实物、十四件清单。
魏长青还带来当初交衣时的半张收据。纸边正好能与旧账页夹着的存根对上，日期和五角金额一致。红线补丁、旧照片和收据都对上了，衣服才还给他。不是谁先来认，谁就能拿走。
照片由魏长青当面说出特征后归还。他解释照片里是已故父亲，若不是封存，丢失比大衣迟交更难弥补。
“以前一个月也没人偷。”冯巧云低声说。
“不是偷，是没人知道停在哪一步。”沈知夏把旧件补入经手簿，“纸签不能让人变好，只能让东西不靠记性漂着。”
魏长青原先已付五角，缝纫组不能因重新找到衣服再收费。冯巧云补做旧领，顾兰香终检，当日交回；新增线料从过去已经收取却未完成的工钱中出，不并入本次急单收入。
那五角早混进旧账里，已经没人说得清当时分到了谁手里。顾兰香没有让冯巧云个人倒贴全部，而是从本月公共差错预留中出两角材料，冯巧云承担补做工时，顾兰香承担重新熨烫与送还。旧制度造成的责任缺口由当时管理共同承担，不倒推给记忆最清楚的一个人。
魏长青等了一个月，同样有权问延期。小组退回一角旧跑腿费，并在收据上写明实际交付日期。对方没有因照片找回便被要求放弃迟交问题。
这件事也暴露本次清点的另一处错。顾兰香最初以为十三张纸签加两件封存正好十五，实际封存中一件是魏长青旧衣，另一件才是被误拆的本批大衣。重新按衣主核对后，本批十四件齐全，没有丢失，也没有多收。
冯巧云在意见页补了一句：纸签虽慢，这次确实免了互相搜衣箱。她没有因此全盘赞成新账，却撤回“没用”两个字。
她还提出旧衣堆应设每周一次认领公示，超过一个月无人认领才由家属管理处处理，缝纫组不得拆作补料。这个建议写进规则，来源注明冯巧云。反对者也能改进制度，不只负责被说服。
急单进入第二晚。整件制完成五件，分工制完成四件，另有四件在主改、一件待确认。顾兰香为了赶进度，独自领了三件放袖活，说自己熟悉尺寸，不必再由别人量。
她从晚饭后一直做到子时，第二天又最早开门。长时间赶工让三张纸签上的量法都只写了“照旧放”，没有实际起点。疲劳不是免错理由，却是排班应记录的风险。若继续用负责人补所有缺口，下一批还会在同一时辰出错。
沈知夏终检第一件，袖长合适；第二件右袖短半指；第三件左右看似齐，穿上后却因肩高差，活动侧仍短一指。
她把三件平铺尺寸与上身尺寸分别写出。平铺都符合“加半寸”，证明顾兰香没有量错尺子；问题在于统一口令忽略肩型和动作。个人执行错误与工艺要求错误因此不能混为一谈，后者需要全组修正。
她没有只看挂平长度，叫来与衣主肩型相近的食堂女工试穿，抬手端盆后问题更明显。再查顾兰香纸签，三件都写“袖长加半寸”，却没有记录从肩点量还是从腋下量。
“我按原袖口放的。”顾兰香说，“同一批衣服，哪有那么多不同？”
“衣服同批，人不同。”
顾兰香看了一眼剩余时辰，想把三件带回家，夜里悄悄补好，明早直接挂成完成。
“先别记返工。”她对沈知夏说，“负责人三件都错，组里会乱。”
顾兰香担心的不只是脸面。食堂交接员一直认为红山组经验不足，若看到负责人返工，可能借机压低尾款。沈知夏建议将返工与最终验收一起交：记录错误、修正和不影响交期，反而比把针眼藏住更能证明管理。
“不记才会乱。其他人的返工都留着，负责人不能另外有一本看不见的账。”
“我不是想赖工钱，只是不想大家觉得这办法越记错越多。”
“错本来就有。记下来，才知道是规则没写清，还是量法错。你若悄悄补，只会让以后的人继续写半寸。”
冯巧云正好听见，冷笑道：“轮到兰香姐，也要扣工钱吧？”
活动室安静下来。
沈知夏没有替顾兰香答，也没有借机宣布自己更适合领头。顾兰香看着三张纸签，最终拿笔在返工栏写下：袖长量法不清，三件复核，其中两件需返工；经手人顾兰香。
她又补充一条临时标准：袖长必须注明测量起点，并记录衣主左右肩差；无法试身时不做不可恢复剪裁。
刘春梅把新标准抄进剩余纸签，冯巧云则补充“抬臂后再量一次”。两条都来自这次返工，不挂沈知夏个人名字作为不可更改的命令。后续若发现更合适方法，仍能在保留旧痕的前提下修订。
负责人第一次把自己的错误挂到墙上。
顾兰香没有因此失去排工权，却把剩余大衣的尺寸复核交给刘春梅和冯巧云交叉完成。负责人能继续负责，前提不是证明自己不犯错，而是犯错后允许别人复核。排班表也将夜间连续工作上限改为两个时辰，超过便由下一人接手。
而两件短袖都没有足够原缝份，想放长，只能从同色补布里接一条窄边。
这道补边必须先让衣主知道并同意。
不能用熨烫把接缝暂时藏住。
也不能瞒着衣主交货。
过程同样要留下。